贵州3名尘肺矿工获国家赔偿,河南一女子因父母

日期:2019-12-31编辑作者:法律看台

“因为这个案子,我的人生完全改变了。”今年40岁的方彦格说。

贵州福来煤矿三名矿工,曾于2016年因以尘肺病诈骗社保资金为由被警方刑事拘留,此后变更强制措施被取保候审。但取保候审期满后,案件既没有起诉也没有结案,被“挂”了起来。

(北京时间记者杨凤临报道)因借贷纠纷,福建人陈巧峰将山东高密一家公司和男子樊亮亮诉至法院,索要430万元债务。不料,陈巧峰一审胜诉后,却被山东高密警方以涉嫌制造虚假诉讼为由跨省刑拘。陈巧峰被羁押8个月后获取保候审。如今,三年过去了,取保候审也早已届满,山东警方对陈巧峰案既不移送起诉也不撤案;而在福建,省高院的二审判决已经生效并执行,法院认定该民间借贷不涉及虚假诉讼。近日,陈巧峰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因错误逮捕而造成的经济损失280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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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彦格是河南省汝州市国土局的干部。被逮捕那一年,她22岁,刚参加工作不久。她被羁押了388天。17年后,检察机关认定她当年遭受了“错误羁押”。

2017年,因证据不足,警方终止侦查。2018年,其中一名矿工去世。此后,两名矿工和去世矿工的家属向公安申请国家赔偿。4月18日上午,他们接到了警方作出的赔偿决定书,三人分获1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男子索债胜诉后被高密警方跨省刑拘

新京报讯贵州福来煤矿三名矿工2016年因以“尘肺病”诈骗社保资金为由被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此后变更强制措施被取保候审。2018年,三人向公安机关申请国家赔偿。今日上午,两名矿工以及一名去世矿工的家属接到了赔偿决定书,显示三人分获1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方彦格被羁押系牵涉其父母的案件。她的父母曾经营“服务互助会”,被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7名矿工涉嫌诈骗尘肺病社保资金被刑拘

2015年3月,因为借贷纠纷,陈巧峰将山东盛世国际路桥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公司”)及另一被告樊亮亮诉至福建宁德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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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8日,方彦格收到平顶山市检察院的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维持了汝州市检察院此前作出的决定:赔偿方彦格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6万余元,并向其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据此前媒体报道,2017年底,贵州公安机关以500多例尘肺病诊断错误为由,将贵州航天医院3名医生以“失职罪”起诉,警方认定其诊断差错率高达92%,造成3000万元社保资金流失。

2016年5月19日,福建宁德中院以合法的债务关系受到法律保护为由,一审判决盛世公司和樊亮亮共同承担向陈巧峰归还借款人民币430万元及利息。一审宣判后,盛世公司不服,向福建高院提出上诉。

其中两名矿工收到公安局的赔偿决定书。 受访者供图

一纸赔偿决定,浓缩了方彦格最近这18年的人生:从刚步入社会的懵懂姑娘到非法吸存的嫌犯,从“不够刑事处罚”到“不构成犯罪”的认定,从重新回到单位上班到获得国家赔偿,如此曲折、往复的人生经历,让方彦格不堪回首。

在贵州航天医院3名医生被刑拘之前的2016年,涉事企业——贵州遵义绥阳县枧坝镇福来煤矿,至少有7位被诊断为尘肺病的矿工因“涉嫌诈骗”被警方控制。

2016年8月18日,本来由福建方面受理的案件二审尚未开庭,山东高密市公安局就以陈巧峰在上述民间借贷纠纷中涉嫌虚假诉讼为由,跨省对他刑事拘留,此后将其羁押在高密市看守所8个月之久。

没有起诉也没结案 3人认为侵犯人身自由申请赔偿

而对于检察机关决定赔偿的数额,方彦格表示不服。3月26日,她告诉澎湃新闻,将按程序继续向法院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2015年下半年,福来煤矿40名工人到该矿指定检测点——贵州航天医院进行体检,被诊断出尘肺病,但此后煤矿方面对诊断结果提出异议。2016年6月,遵义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认定,上述40名矿工中的37名“尘肺病一期患者”,经鉴定为“无尘肺”或因胸片质量差而无法诊断。

在案材料显示,向高密警方报案的,正是在民事借贷案件中败诉的位于高密的盛世公司相关负责人。

据此前警方披露的信息,2017年底,贵州公安机关以500多例尘肺病诊断错误为由,将贵州航天医院3名医生以“失职罪”起诉,警方认定其诊断差错率高达92%,造成3000万社保资金流失。在此之前,贵州遵义绥阳县枧坝镇福来煤矿7名被诊断为尘肺病的矿工因“涉嫌诈骗”被警方刑拘,后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原因是涉嫌骗取尘肺病社保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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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福来煤矿任云凯等3名矿工被绥阳县公安局民警带走。一个月后,该煤矿王正富、任云庆等4名矿工也被警方带走。上述7人涉嫌诈骗被绥阳警方刑拘,原因是骗取尘肺病社保资金,后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2016年11月,福建高院对一审部分结果改判,判决盛世公司和樊亮亮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偿还陈巧峰借款本金300万及利息,并驳回陈巧峰其他诉讼请求。但同时,福建高院在判决书中认定,该民间借贷不涉及虚假诉讼。

2018年9月,当年被刑拘的7名矿工中,王正富、任云庆以及任云凯的家属认为,解除取保候审一年多后,案件未移送审查起诉,警方也未作出撤销案件决定,遂依法向绥阳县公安局申请侵犯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

方彦格在家中整理申请国家赔偿的资料。 本文图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在此期间7名矿工由警方安排再次接受检查鉴定,部分矿工被鉴定为尘肺病,但案件此后再无进展。2017年8月,警方对涉案工人解除取保候审,案件随后因证据不足被终止侦查。

判决书显示,陈巧峰在本案中的债权,是通过案外人对盛世公司和樊亮亮的债权转让而来。经法院审查,案外人确有向盛世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樊亮亮支付借款本金200万元、100万元。上述两笔借款尚欠的本息中,除利息超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部分依法不予保护外,其余的债权数额真实合法。

2018年11月,绥阳县公安局作出决定,认为王正富等人的案件“尚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驳回其赔偿申请。此后,王正富向遵义市公安局申请复议。

莫名被抓:父母涉非法吸存潜逃,公安把她抓了

根据案件代理律师程广鑫介绍,矿工任云凯被解除取保候审后,人变得沉默寡言,精神也有些恍惚,并且不愿意见生人,体重从120斤降到90斤,2018年5月17日,任云凯去世。

福建高院认为,陈巧峰受让债权后,向盛世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樊亮亮所主张的本案债权有事实基础,并非虚假诉讼。因此,对于盛世公司主张该案借款事实不存在,以及陈巧峰系虚假诉讼的主张,福建高院不予采纳。

遵义警方认为“赔偿请求符合赔偿范围”

“当年为什么要抓我,怎么又把我放了?我一直搞不明白。”回忆被抓的当年,方彦格一直在问“为什么”。

3名被刑拘矿工各获赔偿一万余元

已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索300余万赔偿

2019年2月,遵义市公安局做出《国家赔偿复议决定书》,显示2017年,警方以“证据不足以证实诈骗犯罪行为”,先后对任云庆、王正富终止侦查;当年8月,任云凯被警方以“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撤销案件。

方彦格记得,她被警察从单位带走的那一天,是2001年11月12日。在此之前,民警曾去找过她两次,询问她的父母去哪了。方彦格的父母当年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起因是经营“服务互助会”。

2018年9月,被刑拘7名矿工中的王正富、任云庆,以及任云凯的家属,向绥阳县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王正富等人认为,解除取保候审一年多后,案件未移送审查起诉,警方也未作出撤销案件决定,遂依法申请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

于是乎,福建高院和山东高密警方对陈巧峰的行为是否属于虚假诉讼,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认定。

遵义市公安局认为,王正富、任云庆以及任云凯的家属申请国家赔偿,“赔偿请求符合赔偿范围”,赔偿义务机关应依法作出赔偿决定;而绥阳县公安局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此前作出的驳回赔偿申请的决定“不符合规定情形”。遵义市公安局遂作出复议决定:“责令赔偿义务机关重新作出决定”。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推行农村合作基金会制度,此后一些民间的资金互助组织开始兴起。方彦格的父亲、生意人方金元发现其中“商机”后,在1998年1月成立“汝州市城区服务互助会”,与妻子共同经营。

2018年11月,绥阳县公安局作出决定,认为王正富等人的案件“尚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驳回其赔偿申请。此后,王正富向遵义市公安局申请复议。

如今,近3年时间过去了,福建高院的终审判决已经生效并执行完毕,陈巧峰拿回了300万元借款及利息。但是高密警方的“虚假诉讼案”仍无进展。

今日上午,王正富、任云庆收到了绥阳县公安局做出的《刑事赔偿决定书》,任云凯因在维权期间去世,其家人作为赔偿申请人拿到了赔偿决定书。

1999年,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国务院发文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也在整顿之列。此后数年间,汝州市开展了清理整顿“三会一部”工作。当地警方调查发现,方金元夫妇在经营互助会的过程中涉嫌经济犯罪。

2019年2月遵义市公安局作出的《国家赔偿复议决定书》显示,2017年,警方认为“证据不足以证实诈骗犯罪行为”,先后对任云庆、王正富终止侦查;当年8月,任云凯被警方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撤销案件。遵义市公安局认为,王正富、任云庆以及任云凯的家属申请国家赔偿,“赔偿请求符合赔偿范围”,赔偿义务机关应依法作出赔偿决定;而绥阳县公安局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此前作出的驳回赔偿申请的决定“不符合规定情形”。遵义市公安局遂作出复议决定,“责令赔偿义务机关重新作出决定”。

2017年4月,根据《刑诉法》规定,陈巧峰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4月17日,高密市公安局给陈巧峰出具了《取保候审决定书》。2018年4月17日,高密市公安局对陈巧峰解除了取保候审。

根据绥阳县公安局出具的《赔偿决定书》,王正富、任云庆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各为31天、任云凯被限制人身自由时间为30天,决定分别赔偿王正富、任云庆8919.94元以及精神抚慰金2000元,两人各自获得国家赔偿10919.94元;向任云凯家属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8632.20元,以及精神抚慰金2000元共计10632.20元。

2001年9月,听到风声的方金元夫妇离开了汝州。两个月后,他们的女儿方彦格被汝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带走。2001年11月12日,方彦格被汝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5天后,汝州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其批准逮捕。

4月18日上午,矿工王正富、任云庆收到了绥阳县公安局作出的《刑事赔偿决定书》,矿工任云凯因为在维权期间去世,其家人作为赔偿申请人也拿到了赔偿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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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潘佳锟 校对 李世辉

“莫名其妙就把我抓走了,那天我问警察,我没犯法为什么抓我?”方彦格后来回忆,民警当时对她说:“是不是犯法你说了不算,你爸爸为什么不回来?”

《赔偿决定书》显示,2016年7月15日,绥阳县公安局对福来煤矿涉嫌诈骗社保资金案立案侦查,对王正富、任云庆和任云凯刑事拘留,后变更措施为取保候审。王正富、任云庆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各为31天、任云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为30天。

2018年4月17日,高密警方出具了《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

被警察带走那一年,方彦格中专毕业才两年,在汝州市国土局上班。方金元称,女儿从未参与互助会的经营管理,警方当年抓其女儿,是为了逼他和妻子宋见平回来投案。

绥阳县公安局决定分别赔偿王正富、任云庆8919.94元以及精神抚慰金2000元,两人各自获得国家赔偿10919.94元;向任云凯家属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8632.20元,以及精神抚慰金2000元共计10632.20元。

“办案人员说我现在处于监视居住状态,但监视居住已经满一年了,检察院说证据不足不予起诉,警方又拖着不愿意撤案。如果警方不撤案,我就一直是有犯罪记录的人。”陈巧峰告诉北京时间记者,他是三家企业的股东及法人,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期间,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致使公司无人管理,员工人心惶惶,商业信誉受到严重损害,致使多家企业处于停滞状态,投资血本无归,还造成房贷预期、信贷业务逾期,个人征信被划上污点。

在潜逃5个月后,2002年2月,宋见平被汝州警方在洛阳抓获,又一年后,方金元投案自首。2003年9月,汝州市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

■追访

“圈里都传我因为制造虚假诉讼、诈骗被拘留,很多商业伙伴不愿意再跟我合作。”陈巧峰说,公安的行为给他的家人和生意带来了非常多的负面影响。

判决认定,1998年1月至1999年11月,方金元、宋见平夫妇经营“汝州市城区服务互助会”,以高额利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530余万元,然后以更高利率借贷给他人使用,案发时有近170万元不能给储户兑付。

代理律师:尘肺病工人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

“我在羁押期间,母亲由于长时间的担心惊吓造成目前经常性休克、昏厥,我的奶奶因此事过度伤心造成出现小脑出血等脑梗症状。”今年4月19日,陈巧峰向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称其遭遇高密警方的错误逮捕,请求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6.89万余元(284.74×242天),赔偿因此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280万元;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随后,高密检察院出具了接收赔偿申请材料清单。

汝州市法院遂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方金元、宋见平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四年。

矿工王正富的代理律师王飞表示,这个案件并不涉及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2016年,当地公安机关对工人们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2017年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已经解除,案件没有下文,因此从国家赔偿的角度,工人们的情况显然符合国家赔偿条件。

而山东高密负责此案的民警刘勇5月31日接受北京时间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开会,暂不方便回应过多细节。

上述判决书显示,方金元夫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并未牵涉其女儿方彦格。

在接受案件委托后,代理人经过分析认为,涉案矿工不可能有诈骗国家社保资金的动机。向矿工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律师们也发现,涉案的矿工也不存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所以律师们首先认为这些矿工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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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方彦格被关押一个多月后,转到90公里外的叶县看守所。直至2002年12月4日,汝州市公安局以案件无法起诉为由,对方彦格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同日,将其释放。

对于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出现错误的情况,王飞律师分析说,当事人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自行去撤销案件,也可以向上级公安机关反映,要求撤销案件。同时也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法律监督,由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高密检察院出具了接收赔偿申请材料清单

在走出看守所时,她已被羁押了388天。

■对话

法学专家:高密警方的行为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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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王正富:“想早点领取社保把病治好”

“从目前披露的情况俩看,这起案件很像是山东警方插手干预异地经济纠纷,用涉嫌制造虚假诉讼为由拘留原告,帮助被告一方争取权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接受北京时间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管辖应以犯罪发生地公安机关为主,嫌疑人居住地为辅,二者都是在福建宁德,虚假诉讼案的管辖权应该在福建宁德,而不应该在山东。

2015年3月,汝州市公安局认为方彦格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其终止侦查。

4月18日中午,记者联系到刚刚拿到赔偿书的矿工王正富,他向新京报表示,想早点领取社保金,把尘肺病治好,因为他要打工赚钱养家。

“目前二审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并执行,法院认定是借贷行为,不存在虚假诉讼,就不存在犯罪结果发生地,山东高密警方对该案没有管辖权。”杨卫东还表示,一般情况下,刑事诉讼拘留的期限最长为14日;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拘留期限最长为37日。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迟到的“清白”:取保候审12年,警方终“终止侦查”

新京报: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高密警方的行为,无论是在实体还是程序上都存在问题。”陈卫东称,根据2016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除、撤销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措施后,办案机关超过1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在解除、撤销强制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后超过1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也可以依据《国家赔偿法》主张线管的财产权利,具体申请要看当事人的情况和损失而定。陈卫东认为,当下,陈巧峰有权申请国家赔偿。

事实上,汝州市公安局当年释放方彦格之前,曾将她同其父母一起移送审查起诉。警方起初认为,方彦格参与了其父母经营的“服务互助会”。

王正富:我今年48岁,还算年轻。

判决书显示,方金元经营“服务互助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作案时间,是1998年1月至1999年11月。而这一年多时间里,方彦格经历了中专学习、毕业和参加工作三个阶段。

新京报:当初被确诊是尘肺病几期?

中专毕业证显示,1999年6月底,方彦格从平顶山市工业学校毕业。当年8月分配到汝州市国土局工作。

王正富:当时在遵义航天医院被查出尘肺病一期。

方彦格回忆,当年中专毕业到参加工作这一个多月的过渡时间里,她有时会到父母经营互助会所租赁的场所去吃饭,“有时候会计出纳忙不过来,就叫我帮忙填过表,去银行存钱的表。”

新京报:之后领取社保金了吗?

当年被逮捕后,方彦格和父母均被警方移送审查起诉。不过,汝州市检察院并未起诉方彦格。2002年8月4日,汝州市检察院向汝州市公安局出具书面建议:“我院审查认为,方彦格的行为构不成犯罪。”检方建议警方“作撤案处理”。

王正富:之后我们拿着诊断结果和一整套资料去社保,他们说15天给我们打钱,但是钱没给我们,却说我诈骗把我抓起来。

三个多月后,2002年12月3日,汝州市公安局作出决定,“因案件无法起诉”,决定对方彦格取保候审。当天,羁押了388天的方彦格被释放。

王正富:我在2017年、2018年去检查,仍然是尘肺病一期。

10年后的一天,已经出狱的方彦格母亲宋见平整理抽屉时,找到了女儿当年取保候审时的保证书。她拿去咨询律师才明白,取保候审并不是“撤案”。

新京报:那你现在开始治疗了吗?

“虽然放出来了这么久,但是不撤案的话,我女儿还是不清不白。”宋见平哽咽着说:“孩子不明不白去受这种罪,我心里永远不平静。”她开始为女儿的事奔走,希望能有“明确的说法”。

王正富:没有啊,我这次去医院,医生说治疗费用一开始大概要5000多块,后面可能更高,我说我社保没有,赔偿没拿到,现在还没钱看病。

直到2013年,宋见平才在汝州市检察院看到了那份存在了11年的“撤案”建议书复件——该院2002年8月建议汝州市公安局对方彦格“作撤案处理”。于是,有了“依据”的宋见平往返于检察和公安,女儿“撤案”一事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

新京报:拿到赔偿决定就可以去申请社保了吗?

2015年3月9日,在方彦格取保候审12年之后,汝州市公安局出具决定书,“现决定终止对方彦格的侦查”。决定书上写明终止侦查的理由:犯罪嫌疑人方彦格“不够刑事处罚”。

王正富:我也是这样想的,18日我们拿着公安局的赔偿决定书就去人社局了,但是他们说要找其他部门审批。我觉得,别人得尘肺病都有社保金,我也是尘肺病,现在证明我清白了,应该拿到社保金。

“为了这一句话,我们又跑了两年。”方彦格说,她咨询律师后才明白,“不够刑事处罚”与不构成犯罪是“两码事”,“不够刑事处罚的意思,可能就是不够严重,不处罚,但你还是违法犯罪了。”

新京报:拿到赔偿有什么打算?

2017年3月,汝州市公安局给方彦格重新出具了终止侦查决定书,这份决定书与第一次出具的文号和落款时间均相同,只是对终止侦查的理由进行了重新表述:“经查明,方彦格的行为构不成犯罪。”

王正富:先把病治好,钱不重要,健康才重要。我年纪还轻,身体好了还可以打工养家。我现在家里两个孩子,都还没有工作。

方彦格说,这时,她才感觉自己真正获得“清白”之身。

新京报:现在你从事什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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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富:我有尘肺病,打工的话很多工厂都不愿意要有这个病的人,所以只能闲在家务农,养好身体再考虑以后工作的事情。

2018年12月,汝州市检察院决定赔偿方彦格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6万余元。

失去的自由:获赔16万,最怕人问她“犯罪”的事

“不构成犯罪”,这句话方彦格特别看重。采访中,她谈到这些年的苦楚和不易,通红的眼圈边溢出了泪水。

当年取保候审后,方彦格从看守所回了家。她曾是一个爱学习、追求上进的人。2001年9月,她交了1500多元学费,参加武汉大学郑州测绘学校函授站的学习。而被羁押一年多后,她的函授学业没能继续下去。

方彦格重新回到汝州市国土局上班。可仅过了几个月,当地加大清理整顿“三部一会”工作力度,她被停薪停职,只得到外地打工谋生,直到四年后才重回单位恢复工作。

在看守所被羁押一年多的经历以及后来的坎坷生活,改变了方彦格的人生轨迹,也使她的性情变得孤僻起来。“出事之前她经常和同学、朋友来往,后来完全变了一个人,天天就是上班和回家,哪里也不去。”说起女儿的性格,宋见平叹了口气。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方彦格仍不太愿意去参加相亲,她最怕对方问她“犯罪”的事。有时遇到别人询问或谈论,她也不想揭开“伤疤”去解释。久而久之,她愈来愈寡言少语,变得“不合群”。

后来,她嫁给了一位农村青年。新家庭的日子过得有些拮据。为了上班方便,她和孩子住在市区的娘家。

有了新生活的方彦格,仍没有完全从当年被羁押的阴影中走出。“心里很敏感,感觉和同学、同事都融入不到一块。”方彦格低声说。

宋见平介绍,经历被逮捕和羁押的女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患上抑郁症。河南科技大学第五附属医院2019年1月的诊断书显示,方彦格患的是“复发性抑郁障碍”,“目前为中度发作”。

拿到警方“不构成犯罪”的终止侦查决定书后,方彦格开始申请国家赔偿。按照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当年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汝州市检察院是赔偿义务机关。

2018年12月19日,汝州市检察院出具了《刑事赔偿决定书》。该院认为,方彦格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汝州市公安局已作出终止侦查决定,赔偿请求人的申请符合赔偿条件;经查证,方彦格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应认定方彦格被错误羁押,因此应当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汝州市检察院决定:赔偿方彦格被羁押388日的人身自由赔偿金110479.1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60479.12元;向方彦格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此后,方彦格向平顶山市检察院申请复议。

2019年3月12日,平顶山市检察院作出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了汝州市检察院的赔偿决定。

3月26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方彦格对检方决定的赔偿数额等问题仍有异议。她表示,将按照程序,向平顶山市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重新作出赔偿决定。

方彦格说,当年被错误逮捕和羁押,给她带来无法抹去的人生阴影。她将向当地监察委等部门反映,请求依法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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