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后中央领导,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日期:2019-10-17编辑作者:法律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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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讨论一出来,就遭到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等人的批评,他们批评胡耀邦和《理论动态》、《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说他们是“丢刀子”,是“砍旗”。王震最先向叶帅汇报了这个事情。王震听到实践观点受到指责,马上怒气冲冲地向叶帅表达了他对压制这场讨论的不满。他对叶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好文章,建议叶帅明确表态支持。王震代表了绝大多数老同志的心声。叶帅对真理标准予以肯定,早在中央党校开学的时候,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已提出了实践和真理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开展后,叶帅专门让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多了解外界对这场讨论的反应,冯文斌也及时向叶帅反映了情况。

叶选基认为,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上半年与胡启立同志的谈话,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政治谈话。主要内容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的问题。1982年上半年的一天,刚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胡启立和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到军科院2号楼看望叶帅,当时叶选基正好在家,但并没有现场听谈话。谈完话以后,叶选基送胡启立出门。胡启立在走廊里边走边对叶选基说:“哎呀,没想到叶帅的脑子还那么清楚,讲的这么好!”叶选基问:“说啥了?”胡启立说,叶帅主要说了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一言堂等,叶选基笑了笑,就送胡启立上车。临上车,胡启立说,他要把叶帅的谈话向书记处汇报。回去后,启立同志就向书记处汇报了跟叶帅谈话的内容。叶帅谈话的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党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一言堂。叶帅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他援引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要“亲贤臣,远小人”。叶帅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连总理见毛主席都很难,主席能不犯错误?叶选基说:“叶帅的这个谈话,启立同志始终不忘,他认为叶帅这个谈话很好,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转折,哪一次不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

  他们并肩战斗,与“四人帮”作过多次重大的较量,叶曾说,“他(指邓)在前方作战,我在后方给他提供子弹,有时我们又一块向前冲”。在周总理逝世后,叶在政治局会议上义无反顾,坚持由邓致悼词。这时,邓已受到毛的批评,“批邓”已经开始了。叶对我们说,在这个时候要支持邓。这体现了老战友之间共患难的真情。

10月7日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正操之女,叶选基前妻),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请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榕的丈夫贺平,告诉他“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的。得知这个消息,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真理标准讨论一出来,就遭到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等人的批评,他们批评胡耀邦和《理论动态》、《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说他们是“丢刀子”,是“砍旗”。王震最先向叶帅汇报了这个事情。王震听到实践观点受到指责,马上怒气冲冲地向叶帅表达了他对压制这场讨论的不满。他对叶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好文章,建议叶帅明确表态支持。王震代表了绝大多数老同志的心声。叶帅对真理标准予以肯定,早在中央党校开学的时候,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已提出了实践和真理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开展后,叶帅专门让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多了解外界对这场讨论的反应,冯文斌也及时向叶帅反映了情况。

  后来在玉泉山四号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叶坚持和做工作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安排邓出来工作。

第二天,叶选基又到王震家,看见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抓来抓去。叶选基好奇地问起,王震说是陈云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震如此亢奋,控制不住情绪,送他两个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绪。

10月7日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请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榕的丈夫贺平,告诉他“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的。得知这个消息,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次日我请吕彤岩设法向贺平了解情况。贺平说,邓很安全,汪东兴让“8341”部队荷枪实弹日夜予以保护。当叶得知邓的安全有保障后,放下了“心头大石”。

关于邓小平复出是叶帅与华国锋、汪东兴商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事宜时提出的意见。当时,叶帅还同时提出陈云同志应该回到中央来,但有人提出异议并抬出毛主席的话说,主席说陈云一贯“右”,不同意陈云复出。因此,陈云复出工作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叶帅提出应该平反,同样有人坚持说“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改。后来华国锋作了妥协,以“解放大多数”处理。以至于到了1978年12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天安门事件”才正式平反,当然,这是受到了“两个凡是”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消息先通知王震、邓小平

  记得毛主席病重,中央发电通告各省、各大军区及中央党、政、军各领导之际,王苏民同志(原四机部部长王诤之子)担心邓的安危,深夜来找我议论,甚至说要把邓抢出来。我说我要先了解一下情况。

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叶选基说,对于有些人指责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的“两个凡是”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李鑫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起草“两个凡是”社论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已经达成共识,决定让小平出来工作了。因为华、叶、汪在玉泉山的9号楼叶帅住地研究邓小平复出问题时,李鑫列席会议。

  胡耀邦同志的压力很大,吕正操担心他顶不住,专门派女儿去传话,支持他坚决不做检查。胡(即胡耀邦同志,下同)最终顶到底。

叶帅支持胡耀邦搞真理标准讨论

那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异常。通知完叶选廉和叶选平后,叶选基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就闯到了翠家湾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听到消息,整个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兴奋得不得了,马上驱车去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党内围绕着冲破“两个凡是”,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其中又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两个凡是”社论出台后,王震和姚依林就找耿飚予以谴责,耿飚表示,他也不同意“两个凡是”的观点。“两个凡是”最直接打击的是“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因此,一出台就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制,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没有市场。

小平同志复出,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是现在健在的最清楚的见证人。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邓小平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开完会以后,列席会议的周启才就随叶帅一起到了他的住地,在9号楼,周启才交代王守江,现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了邓小平恢复工作,让他给小平送文件,以便让小平同志熟悉情况。小平还没正式出来工作,文件怎么送呢?周启才和王守江商量之后决定,给小平送的文件统统写上“王守江收”,由王守江转送到小平同志处。王守江第一次到西山25号楼给邓小平送文件时,小平很高兴。当时,小平正在打牌,收下文件后,只说了一句:“我打牌呢!没别的事我打牌了。”

叶选基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一语道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原旨是反对教条主义,它之所以产生那么大反响,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直接针对了“两个凡是”,因而引起了整个社会舆论特别是老同志的共鸣,尤其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表态,带来了反效果,使这场讨论演变成全党、全国的大讨论。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作为亲近历史的一代,拟从另一侧面谈谈所亲近的历史片段和看法。作为生活在叶帅身边的亲属,所谈不能不涉及到叶帅。

接到消息后,叶选宁和叶选基马上决定尽快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大家。他们立即叫上“拉费克”开车,先到西郊机场去找“头头”。“拉费克”是叶帅的司机任天庆,因长的特别黑,像非洲人,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拉费克”。“头头”是叶帅最小的儿子叶选廉的小名,他当时是空军34师专机组的飞行员。叶选宁和叶选基先到西郊机场告诉他这个消息,又从那里直接到了位于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九层楼”告诉了叶选平。

关于邓小平复出是叶帅与华国锋、汪东兴商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事宜时提出的意见。当时,叶帅还同时提出陈云同志应该回到中央来,但有人提出异议并抬出毛主席的话说,主席说陈云一贯“右”,不同意陈云复出。因此,陈云复出工作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叶帅提出应该平反,同样有人坚持说“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改。后来华国锋作了妥协,以“解放大多数”处理。以至于到了1978年12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天安门事件”才正式平反,当然,这是受到了“两个凡是”的影响。

  但是,王震同志却仍坚持要点吴德的名。他的向秘书无法说服他,很着急,连夜把我召到王震同志在皇城根大院的住所。经我斗胆坚持,王震同志发言提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未点吴德。

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胡耀邦去拜访叶帅,先在西山的电影厅等候。那天,叶选基恰好也在场。叶帅在15号楼吃完饭下来,到电影厅见他。胡耀邦是即将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专此来向叶帅报告。耀邦请示叶帅后把冯文斌调入中央党校任副教育长。此后,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耀邦主要是通过冯文斌向叶帅汇报。叶选基笑着说:“冯文斌一个礼拜至少到叶帅那里一次,来的时候几乎都是晚上,等叶帅看完电影以后汇报,每次都提一个破旧的皮包。”叶帅对恢复党校工作予以很大支持,特别是对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作为阵地,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予以高度关注。冯文斌每次都给叶帅带来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并把党校的工作情况向叶帅汇报。关于《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就是冯文斌亲自交给叶帅的。

叶选基回忆当时的情况,邓小平是1976年12月10日住院,1977年2月3日出院就直接去了西山25号。这段时间,华国锋和叶帅都没去看过他。有的文章说“小平手术后住进玉泉山”,这个更不准确。邓小平手术后住到了西山25号楼,第一个见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叶剑英,当时是叶帅派小儿子叶选廉把小平接过去与他会面的。这个情节,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有记述。另外,还有说什么“把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等政治局领导向他通报粉碎‘四人帮’”等说法,都是不真实的。即使有,也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事情。

  邓虽未出来,但实际上已关注和间接参与政事了。

粉碎“四人帮”消息先通知王震、邓小平

回忆起在叶帅身边生活的岁月,叶选基说,叶帅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并且很平易近人。他看文件、批文件十分认真,圈圈点点,都看得很仔细。为此,小平同志就曾劝他不要太认真了,这样太劳累了。叶帅工作繁重,每天报来的文件特别多,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说一天差不多要有200多份,只好分类挑选,把重要的报给首长。叶帅批文件非常客气,很尊重人。他老人家的批示经常是:拟同意、酌办或阅示。叶帅是讲情、讲义的人,待人接物总是很客气,从不强加于人,凡是老战友、老朋友来访,他都亲自送客,即使在晚年坐轮椅了还让人推着送到门口。

  “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曲折

叶选基是叶帅的侄儿,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一直生活在叶帅身边,直至1987年叶帅去世。在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岁月里,叶选基在叶帅身边亲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为了解这些鲜活的历史瞬间,笔者多次走进位于京郊的叶选基先生寓所,聆听这位71岁老人讲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和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胡耀邦去拜访叶帅,先在西山的电影厅等候。那天,叶选基恰好也在场。叶帅在15号楼吃完饭下来,到电影厅见他。胡耀邦是即将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专此来向叶帅报告。耀邦请示叶帅后把冯文斌调入中央党校任副教育长。此后,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耀邦主要是通过冯文斌向叶帅汇报。叶选基笑着说:“冯文斌一个礼拜至少到叶帅那里一次,来的时候几乎都是晚上,等叶帅看完电影以后汇报,每次都提一个破旧的皮包。”叶帅对恢复党校工作予以很大支持,特别是对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作为阵地,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予以高度关注。冯文斌每次都给叶帅带来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并把党校的工作情况向叶帅汇报。关于《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就是冯文斌亲自交给叶帅的。

  我深切地感受到叶对邓的深切感情,走笔至此,不禁追忆起“文革”后期叶、邓休戚与共的战斗情谊。

中央党校复校之后,华国锋任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叶帅对党校的复校和正常运转给予了很大支持,包括后来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第二天,叶选基又到王震家,看见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抓来抓去。叶选基好奇地问起,王震说是陈云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震如此亢奋,控制不住情绪,送他两个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绪。

  随后,很多老同志闻讯前去探视。可见邓复出是人心所向,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真理标准讨论出来之后,《红旗》先是按兵不动,其后《红旗》总编辑熊复组织撰写了《重温〈实践论〉》一文,原定在《红旗》发表,中央常委议事时,叶帅对此文提出异议。其中有一个细节:一天,朱佳木转给叶选基一份材料,内容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对熊复的文章提出的十几条不同意见,认为熊复的文章是“两个凡是”的翻版,是对着实践来的。他让叶选基把社科院的这个意见送给叶帅和邓小平审阅。叶选基随即驱车到了米粮库胡同,把材料交给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王瑞林说,首长交代说这篇文章不看了。叶选基说首长说不看没关系,社科院哲学所有个反映意见,还是留给你处理为好。然后,他转身就到了军科2号楼,到了叶帅秘书办公室,问秘书王文礼是不是有个“实践论”送到首长这里来审阅了?王回答:“是呀,首长叫我们每个人都要看,提点意见。”叶选基说:“现在人家社科院有个不同意见,请你交给首长看。”正因为这样,叶帅才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汪东兴见叶帅表态了,只好说“既然叶帅有意见就不发表了”,因此熊复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红旗》发表。也正是在这次常委会上,叶帅提出要召开理论务虚会,把真理标准讨论出现的问题摆出来,展开讨论,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关于华国锋有没有公开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叶选基请笔者注意,胡耀邦同志讲过这个问题,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也说过。实际上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良好,胡所做的一切,如果华国锋不支持,叶剑英不支持,邓小平不支持,他顶得住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吗?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信任的,很多事情与他商量,交给他办,支持他工作。胡耀邦同志曾经表示,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华国锋同志“炸开了口”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

叶选基继续说:“如果不信可问问小平同志的家人是否属实。邓小平搬到西山25号楼是什么时候?是他在301医院康复疗养期间,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小平同志在适当的时候复出的会议结束后,因适逢邓小平要康复出院,华国锋与叶剑英又商量邓小平出院后的住处问题,华国锋提出小平的住处靠近叶帅比较安全,因此决定把邓小平安排到西山25号楼,叶帅住在15号楼。这已经是1977年1月下旬的事情了。”

小平同志复出,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是现在健在的最清楚的见证人。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邓小平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开完会以后,列席会议的周启才就随叶帅一起到了他的住地,在9号楼,周启才交代王守江,现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了邓小平恢复工作,让他给小平送文件,以便让小平同志熟悉情况。小平还没正式出来工作,文件怎么送呢?周启才和王守江商量之后决定,给小平送的文件统统写上“王守江收”,由王守江转送到小平同志处。王守江第一次到西山25号楼给邓小平送文件时,小平很高兴。当时,小平正在打牌,收下文件后,只说了一句:“我打牌呢!没别的事我打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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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平还被软禁于宽街住地期间,1976年10月末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人到军科2号楼(叶帅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所在地)去看望叶帅,叶帅留他们一起吃饭。席间,王炳南说:“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叶帅说:“可以。”王炳南在饭后回家的途中就闯到宽街去看望小平了。当时邓家的人感觉很突然,因为他们当时还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王炳南怎么会三更半夜敲门要看小平呢?于是卓琳只好婉言闭门谢客,让王炳南吃了闭门羹。关于这件事,后来毛毛也对叶选基说:“不知道怎么搞的,王炳南突然间闯来了,我们搞不清楚,就没让他进去。”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让王炳南进去,邓小平会更早知道叶帅对他的关注。

谈到邓小平复出,叶选基说:“关于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已经成为往事,如今很多参与者和见证人都已经作古了。如有的回忆录和传记中说,1976年10月,刚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小平同志,说到要解决小平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有几个领导到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劝小平出来工作。还说,小平说,我要安度晚年了。其实,1976年10月份的时候邓小平还在宽街处于封闭状态,根本没在西山。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也没有谈及邓小平的问题,为了先稳定大局,甚至还提出了‘继续批邓’,引起了老同志和社会的不满。实际上,从此再也没有搞过批邓。”

  1975年7月初,在周总理病重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时,又是叶致信毛主席,建议由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

真理标准讨论出来之后,《红旗》先是按兵不动,其后《红旗》总编辑熊复组织撰写了《重温〈实践论〉》一文,原定在《红旗》发表,中央常委议事时,叶帅对此文提出异议。其中有一个细节:一天,朱佳木转给叶选基一份材料,内容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对熊复的文章提出的十几条不同意见,认为熊复的文章是“两个凡是”的翻版,是对着实践来的。他让叶选基把社科院的这个意见送给叶帅和邓小平审阅。叶选基随即驱车到了米粮库胡同,把材料交给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王瑞林说,首长交代说这篇文章不看了。叶选基说首长说不看没关系,社科院哲学所有个反映意见,还是留给你处理为好。然后,他转身就到了军科2号楼,到了叶帅秘书办公室,问秘书王文礼是不是有个“实践论”送到首长这里来审阅了?王回答:“是呀,首长叫我们每个人都要看,提点意见。”叶选基说:“现在人家社科院有个不同意见,请你交给首长看。”正因为这样,叶帅才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汪东兴见叶帅表态了,只好说“既然叶帅有意见就不发表了”,因此熊复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红旗》发表。也正是在这次常委会上,叶帅提出要召开理论务虚会,把真理标准讨论出现的问题摆出来,展开讨论,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对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平反复查工作,中组部在1978年11月份也着手准备进行。

回忆起在叶帅身边生活的岁月,叶选基说,叶帅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并且很平易近人。他看文件、批文件十分认真,圈圈点点,都看得很仔细。为此,小平同志就曾劝他不要太认真了,这样太劳累了。叶帅工作繁重,每天报来的文件特别多,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说一天差不多要有200多份,只好分类挑选,把重要的报给首长。叶帅批文件非常客气,很尊重人。他老人家的批示经常是:拟同意、酌办或阅示。叶帅是讲情、讲义的人,待人接物总是很客气,从不强加于人,凡是老战友、老朋友来访,他都亲自送客,即使在晚年坐轮椅了还让人推着送到门口。

齐发登录,叶帅支持胡耀邦搞真理标准讨论

  那天下午,我陪(叶)选宁兄到西山十五号楼,刚进门见面,叶就对我们说:“小平来了。”

眼前的叶选基虽已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却依然锋芒凸显。他身着一件黑色呢绒夹克,显得略长的板刷平头棱角分明,头发黑而茂密且根根直竖,讲起话来言辞激昂,面部表情丰富,手势幅度较大。我们的交流从回忆1976年10月6日那一夜开始……

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大批干部得以解放,重上领导岗位,特别是又改组了中组部领导班子,本身就给“于书”所指出的“反对‘两个凡是’主要针对的是平反‘天安门事件’和历史冤案两大问题”的解决打下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是夜,即粉碎“四人帮”后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警卫长马西金等负责布置会场。中办副主任李鑫、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列席会议。周启才作记录,王守江在外面守候。

在小平还被软禁于宽街住地期间,1976年10月末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人到军科2号楼去看望叶帅,叶帅留他们一起吃饭。席间,王炳南说:“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叶帅说:“可以。”王炳南在饭后回家的途中就闯到宽街去看望小平了。当时邓家的人感觉很突然,因为他们当时还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王炳南怎么会三更半夜敲门要看小平呢?于是卓琳只好婉言闭门谢客,让王炳南吃了闭门羹。关于这件事,后来毛毛也对叶选基说:“不知道怎么搞的,王炳南突然间闯来了,我们搞不清楚,就没让他进去。”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让王炳南进去,邓小平会更早知道叶帅对他的关注。

  

叶选基认为,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上半年与胡启立同志的谈话,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政治谈话。主要内容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的问题。1982年上半年的一天,刚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胡启立和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到军科院2号楼看望叶帅,当时叶选基正好在家,但并没有现场听谈话。谈完话以后,叶选基送胡启立出门。胡启立在走廊里边走边对叶选基说:“哎呀,没想到叶帅的脑子还那么清楚,讲的这么好!”叶选基问:“说啥了?”胡启立说,叶帅主要说了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一言堂等,叶选基笑了笑,就送胡启立上车。临上车,胡启立说,他要把叶帅的谈话向书记处汇报。回去后,启立同志就向书记处汇报了跟叶帅谈话的内容。叶帅谈话的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党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一言堂。叶帅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他援引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要“亲贤臣,远小人”。叶帅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连总理见毛主席都很难,主席能不犯错误?叶选基说:“叶帅的这个谈话,启立同志始终不忘,他认为叶帅这个谈话很好,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转折,哪一次不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

叶选基是叶帅的侄儿,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一直生活在叶帅身边,直至1987年叶帅去世。在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岁月里,叶选基在叶帅身边亲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为了解这些鲜活的历史瞬间,笔者多次走进位于京郊的叶选基先生寓所,聆听这位71岁老人讲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和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在这里要特别声明的是,我所知、所闻、所为,是因在那特殊历史时期和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自觉与不自觉卷进去而知、而闻、而为的。至于本人的追忆,仅是一些片断和看法,不一定全面、准确,仅供参考、指正。

深夜11时左右,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在后海小翔凤突然接到叶帅的警卫长马西金打来的电话:“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那四个人”是指“四人帮”,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他们也是除了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人。

中央政治局决定了小平同志的复出问题,统一认识后,就准备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参会的同志打个招呼,按照华国锋的说法是党内还要做一些“转弯”的工作,才能水到渠成。这样一来,全党都知道邓小平复出是指日可待了。因此,有些回忆文章说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中央已经给他送文件,是不准确的。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当天中午,我向叶说,《北京日报》登载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他笑着跟我说:我向华提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从速表态,以免被动。后来得知,这是华直接向林乎加(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同志布置进行的。

叶选基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一语道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原旨是反对教条主义,它之所以产生那么大反响,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直接针对了“两个凡是”,因而引起了整个社会舆论特别是老同志的共鸣,尤其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表态,带来了反效果,使这场讨论演变成全党、全国的大讨论。

叶选基继续说:“如果不信可问问小平同志的家人是否属实。邓小平搬到西山25号楼是什么时候?是他在301医院康复疗养期间,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小平同志在适当的时候复出的会议结束后,因适逢邓小平要康复出院,华国锋与叶剑英又商量邓小平出院后的住处问题,华国锋提出小平的住处靠近叶帅比较安全,因此决定把邓小平安排到西山25号楼,叶帅住在15号楼。这已经是1977年1月下旬的事情了。”

  粉碎“四人帮”后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工作重点在于稳定全国局势,清理与“四人帮”有关联的帮派分子,重新任命一批老同志到各岗位工作。这时发生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以及对“两个凡是”的坚决抵制。

叶选基回忆当时的情况,邓小平是1976年12月10日住院,1977年2月3日出院就直接去了西山25号。这段时间,华国锋和叶帅都没去看过他。有的文章说“小平手术后住进玉泉山”,这个更不准确。邓小平手术后住到了西山25号楼,第一个见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叶剑英,当时是叶帅派小儿子叶选廉把小平接过去与他会面的。这个情节,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有记述。另外,还有说什么“把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等政治局领导向他通报粉碎‘四人帮’”等说法,都是不真实的。即使有,也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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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叶办《值班室电话记录》:12月10日24时,蒲副院长专门向叶报告落实指示、安排邓住院的情况,包括转达叶嘱咐邓安心治疗的关切。因为叶的批示,301把南楼五层全层腾出来为邓专用。

拨乱反正期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叶帅给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后,从小平1977年7月份出来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实际核心人物是华、叶、邓。1977年12月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以前,1976年11月中旬,《人民日报》内参反映中组部一批老干部强烈反映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阻挠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人民日报》以党委名义专送叶帅和耿飚。叶帅因而在中央常委会上说,现在冤假错案这么多,怎么办呢?要有一个包公来去判案!从而解决了中央组织部的问题,由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上任中组部部长后雷厉风行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例如“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是朱佳木把材料交给叶选基转呈叶帅处理,叶帅批转给了华国锋,华国锋批示给了胡耀邦。

接到消息后,叶选宁和叶选基马上决定尽快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大家。他们立即叫上“拉费克”开车,先到西郊机场去找“头头”。“拉费克”是叶帅的司机任天庆,因长的特别黑,像非洲人,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拉费克”。“头头”是叶帅最小的儿子叶选廉的小名,他当时是空军34师专机组的飞行员。叶选宁和叶选基先到西郊机场告诉他这个消息,又从那里直接到了位于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九层楼”告诉了叶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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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国锋有没有公开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叶选基请笔者注意,胡耀邦同志讲过这个问题,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也说过。实际上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良好,胡所做的一切,如果华国锋不支持,叶剑英不支持,邓小平不支持,他顶得住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吗?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信任的,很多事情与他商量,交给他办,支持他工作。胡耀邦同志曾经表示,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华国锋同志“炸开了口”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

中央党校复校之后,华国锋任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叶帅对党校的复校和正常运转给予了很大支持,包括后来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之后,叶在1977年12月初的一次常委会上,提到中组部老干部对部长郭玉峰的强烈批评意见,并说:“现在冤假错案申诉太多了,要找个包公来判案。”这就是在常委会上,叶、邓共同提出由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由来。

中央政治局决定了小平同志的复出问题,统一认识后,就准备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参会的同志打个招呼,按照华国锋的说法是党内还要做一些“转弯”的工作,才能水到渠成。这样一来,全党都知道邓小平复出是指日可待了。因此,有些回忆文章说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中央已经给他送文件,是不准确的。

深夜11时左右,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在后海小翔凤突然接到叶帅的警卫长马西金打来的电话:“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那四个人”是指“四人帮”,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他们也是除了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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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首先提出让邓小平复出

是夜,即粉碎“四人帮”后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警卫长马西金等负责布置会场。中办副主任李鑫、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列席会议。周启才作记录,王守江在外面守候。

  

那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异常。通知完叶选廉和叶选平后,叶选基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就闯到了翠家湾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听到消息,整个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兴奋得不得了,马上驱车去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叶帅首先提出让邓小平复出

  “于书”中提到,华在1977年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天安门事件”时,提法比以前有所变化,肯定了绝大多数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未能改变事件的定性。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原标题为:叶选基讲述粉碎“四人帮”与邓小平复出。本文原载《同舟共进》 。

眼前的叶选基虽已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却依然锋芒凸显。他身着一件黑色呢绒夹克,显得略长的板刷平头棱角分明,头发黑而茂密且根根直竖,讲起话来言辞激昂,面部表情丰富,手势幅度较大。我们的交流从回忆1976年10月6日那一夜开始……

  人民日报社搞了个内参叫《情况汇编》,1977年11月底,《情况汇编》把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写的大字报汇集起来,编成名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材料,以人民日报社党委的名义,报送叶剑英和耿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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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期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叶帅给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后,从小平1977年7月份出来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实际核心人物是华、叶、邓。1977年12月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以前,1976年11月中旬,《人民日报》内参反映中组部一批老干部强烈反映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阻挠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人民日报》以党委名义专送叶帅和耿飚。叶帅因而在中央常委会上说,现在冤假错案这么多,怎么办呢?要有一个包公来去判案!从而解决了中央组织部的问题,由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上任中组部部长后雷厉风行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例如“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是朱佳木把材料交给叶选基转呈叶帅处理,叶帅批转给了华国锋,华国锋批示给了胡耀邦。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真情。此时此际,惟叶有此情、此胆和此权拍板,对邓的病况高度地重视和关切,对邓住院作出如此高规格、周全的安排,体现了叶对邓的情高义重,视为“千秋知己”。

谈到邓小平复出,叶选基说:“关于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已经成为往事,如今很多参与者和见证人都已经作古了。如有的回忆录和传记中说,1976年10月,刚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小平同志,说到要解决小平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有几个领导到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劝小平出来工作。还说,小平说,我要安度晚年了。其实,1976年10月份的时候邓小平还在宽街处于封闭状态,根本没在西山。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也没有谈及邓小平的问题,为了先稳定大局,甚至还提出了‘继续批邓’,引起了老同志和社会的不满。实际上,从此再也没有搞过批邓。”

  1976年12月初,邓前列腺病发。301医院得知后,派医生为邓做了简单的治疗处理,邓家属对301的做法颇有意见。

叶选基说,对于有些人指责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的“两个凡是”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李鑫(曾任康生秘书、中办副主任、“毛办”副主任)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起草“两个凡是”社论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已经达成共识,决定让小平出来工作了。因为华、叶、汪在玉泉山的9号楼叶帅住地研究邓小平复出问题时,李鑫列席会议。

  12月10日晚,邓住进301治疗。

  至于平反历史冤案和解放干部的问题,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后,第二天胡耀邦就以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胡大刀阔斧拨乱反正、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功不可没!“于书”指出,当时虽然解放了大批干部,但“两个凡是”令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我认为此言并不完全合乎当时的情况。

  对于“批邓”,毛主席在世时,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老同志均被迫要人人表态,违心“拥护”。个别的老同志本可表面应付了之,但批起来却调门不低(在老同志座谈会上),有的甚至上书毛主席揭发邓,外交部那位领导表现就更恶劣了,没经住考验。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反复阅读和学习了于光远所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以下简称“于书”)一书,感触良多。

  选宁兄问道:“邓状态如何?”叶答他很好,说他(指邓)已作好一切准备,估计最坏的结果是罗迈的下场。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要继续“批邓”,国务院大会上有人甚至宣称要比“四人帮”批得更好,这激起了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强烈不满,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和反对。停止“批邓”已是强大的政治呼声,“批邓”实际上是停止了。

  这里要提一下叶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方面做的工作。

  1974年10月,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叶会同周总理等抵制“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叶采取精心、周全的措施保障周总理的健康,促成周总理赴长沙向毛主席建议,由邓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据周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

  邓对“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尤其关注,得悉外间传闻反对平反最坚决的是吴德后,他专门把我和叶帅的小女儿叶文珊召到西山二十五号楼。在卫生间里,邓指示我们下山去串连这批老同志,发言点吴德的名。我们遵此照办了。

  记得抓了“四人帮”后的次日(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去见了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她问我要不要将此事告邓(即邓小平同志,下同),我请她尽快转告。她即打电话约见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把抓了“四人帮”的情况告诉了贺平。

  为此,中办周启才局长奉命与叶办王守江主任商量如何向邓送文件,以便其了解熟悉情况。鉴于邓尚未复出,只好把送邓的文件写上“王守江收”,由王转邓处。为邓出院后的住处安排,华提出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叶的住处。因而,一致决定邓住进西山二十五号楼(据王守江回忆)。可见华对邓还是善意和关怀的。

  选宁兄与邓的谈话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遵父亲指示传话,嘱咐邓养好身体,准备出来工作。邓那时的谦和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知道那是出于对叶的敬意。

进入专题: 叶剑英  

  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除了邓复出问题外,叶还向华、汪提出,陈云也应回到中央来。但有人以“主席说陈云一贯右”予以反对。因此,陈云的问题未能在这次会上得到解决。

  

  王震同志坚决抵制“批邓”。他在国务院政工组“批邓”简报上写上“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等一段评价邓小平的话,要求上报中央。吴庆彤主任只好表示该简报不收回了,以保护王震同志。

  邓小平的复出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最大的挑战,是对“两个凡是”斗争的决定性的首战胜利。

  陈云同志也是如此。陈的发言中还提到中央有同志提出邓出来的问题,所谓的“中央有同志”指的就是叶,因为他已知内情。

  “批邓”与“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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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叶几次向华、汪提出“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但未说通。他们坚持这是主席定的性,不能改。后来,华提出“解放大多数”。对“天安门事件”虽未平反,但定调已有所松动。这就是“于书”所提情况的由来。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组部开始处理历史上“反右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是牵涉到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同志虽然“欢欣鼓舞”,但仍处于深居和封闭之中。记得大约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十天左右,王炳南等老同志前往军事科学院二号楼看望叶帅,王炳南提出可否去看望邓,叶回答可以。王炳南于当晚返回途中闯到宽街看望邓,卓琳同志因不知底细而婉拒之。那个时候,也只有叶能有如此殷切之情和敢于如此发话。

  

  当我向叶(即叶剑英同志,下同)谈及此事,说到邓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时,他欣然有感而笑。

  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飞车”赶回当时邓在宽街的住处。得知这个激奋人心的消息,邓及全家都无比振奋,激动地欢呼此举的伟大胜利,还说邓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下同)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地说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这就是这次会议中的插曲。

  历史上那个“反右”也是一场大劫难,绝不仅是扩大化而已。平反右派功德无量,人民不会忘记。

  汪(即汪东兴同志,下同)护邓有功,不应忘记做了好事的人。何况汪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当然也要提到毛主席,是毛主席指示汪采取措施保护了邓,这也是史实。

  

  在那段历史时期,叶、邓同呼吸,共患难,情深义重,在邓落难之后,叶一直都在关心邓的安危。

  

叶选基  

  巧的是,第二天上午,叶文珊和我陪叶散步。叶文珊问叶帅:“爸爸,‘天安门事件’问题能解决吗?”叶答道:“谈了几次未谈通,最后同意解放大多数,说性质不能改,是主席定的。”听到这个情况,我觉得“天安门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不能解决,不宜鼓动老同志点吴德的名了。为此,我又立即向他们通报了消息,他们得悉后都很气馁,有的干脆不发言了。

  邓术后康复,选宁兄奉叶帅之命前往探视,我有幸陪同。我与选宁兄和邓及邓榕合影照相,邓趁此接见了全体医务人员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是我照的,我技术不好,照虚了。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胡耀邦就部署中组部对“六十一人叛徒案”、彭德怀案、陶铸案等重大案件,着手复查审理。

  邓还在301疗养之际(此时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召开),叶就开始为邓的复出做工作。叶在玉泉山九号楼向华、汪不止一次提出,要邓重新工作,华、汪均未反对。当时李鑫也在场。华、汪确也提出过需做“党内的转弯工作,水到渠成”。

  

  

  在此前后,以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为中心的老同志有个议事组合,我与他们均有联络并通报情况。当时的中心议题是邓的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在他们得知邓复出已无大碍后,主张要集中火力转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罗迈即李维汉,似是在“文革”后期被赶出北京,发生活费。邓为党为民不计一切,不愧是一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叶与邓休戚与共

  1976年2月3日上午,在宣布华代总理,陈锡联代叶主持军委工作的那次政治局会议后的次日,邓到西山十五号楼看望叶,这是两位老人在“文革”中最后一次见面。

  叶得悉后,随即向301蒲副院长了解情况,促使301向中央打了邓需住院手术治疗的报告,叶帅就此作出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

  遗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向秘书出于好心把该内容擦掉了。如能留下来,那该有多好啊!

  至于1978年11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于书”作了很多考证,其中有些内容值得研究。所谓经政治局开会报常委之说是子虚乌有的,有的文献单位的注解太不负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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