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传,兄弟阋于墙

日期:2019-10-13编辑作者:法律文库

  7月31日,美海军陆战队驻华部队司令部进一步核实了事件发生时的一些细节后,发出了正式的情况说明。内称:

  根据调查程序的规定,特别小组到安平镇察看了事件现场,听取了美方三个“证人”的报告,访问了香河县中共方面的5位证人,最后还访问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经过反复调查,事件经过终于搞清楚。就在小组准备向三委员写出调查报告之际,美方代表忽又节外生枝,提出有两个新“证人”,要求小组询问取证。

  鸟枪换大炮

  安平事件是一个比较容易让我们了解到历史复杂性的案例。而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利用国、共、美、苏多方资料,多侧面地重现事件发生后的种种复杂情况,因而也就更容易让我们比较真实地了解到这段历史到底是如何发生和如何被改写的。

  四执行小组的使命

  重庆谈判的内容比较务虚。提出坚决避免内战,但不好操作。唯一可操作的就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两个问题争论激烈,军队国民化,政治民主化。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治区反内战活动的高涨。迫使国民党按照《双十协定》的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该巡逻队共有官长一人,士兵四十一人,分乘设有无线电通讯装备之吉普车二辆、吉普车一辆、一吨重巡逻卡车二辆、二吨半重货车三辆。该输送队包括执行部指挥车一辆,内坐美陆军官长三人,海军陆战队二吨半卡车六辆,内装食物及军用品,均由美海军陆战队士兵驾驶,及行总卡车一辆,由中国人驾驶。运输队由一海军陆战队军官指挥。此种巡逻队每三日内即往来平津一次,视察公路情况,并护送接济北平陆战队及美军执行部人员之输送队。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随着战火的蔓延,军调部的斗争更趋激烈。1946年7月29日,在位于河北省香河县平津公路线上的安平镇,发生了一起美蒋军队联合进攻中共军队的严重事件。

  在雅尔塔体系背后是美、苏和蒋介石政府间的一系列利益平衡。美苏试图为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作出它们都可以接受的国际安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坚信,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战后可以成为遏制苏联的屏障。美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内战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政府从1944年夏季开始直接积极地插手国共矛盾,试图找到能维持蒋介石的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

  攻击者组织极佳,埋伏亦经事先充分准备。无警告之射击极为猛烈。彼等均着蓝灰色与黄色之制服,亦有着农民服装者。

  军调部三委员就三方递交的备忘录举行会谈,最后确定成立第25特别小组进行调查。其任务是调查谁先发动进攻,以及冲突部队的番号及其主使者。

  毛泽东对于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描述:“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闰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兰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所渭的‘调处’期内,马歇尔使用各种狡计,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军火和大量战略物资,至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二百万人》的把百分之八十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的线,其中有五十四万多人是美国武装部队直按川军艘、飞机帮助运送的,待介石在布置就绪后,于7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故争。接着,马歇尔就在8月10日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欣败,以便让有介石放手打内战。

杨奎松 (进入专栏)  

  同时,叶剑英还提出,要充分利用建立军调部协议中“三委员各有否决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致通过”的规定,来对付国、美方面的勾结,遇到国、美双方联合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即可使用否决权,使他们的阴谋无法得逞。

  国共还在重庆谈判期间,武装冲突就已经不断。东北、华北是中共战后战略的重点。平汉、平缓和津浦铁路沿线早是战火纷飞。毛泽东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鼓励大家不要怕。我们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但是蒋介石来势凶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除抵抗之外,别无办法。不打肯定被消灭。我们主张和平,但不屈服于武力,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国共双方一面在战场上彰显自己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在桌上唇枪舌剑,战场上的胜败,会增加或是削弱谈判桌上的筹码。而为争取社会舆论与人心,谈判不得不继续,而且为战争所不能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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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会见记者,发表了简短谈话。他说:本人从未来过故都,适才于北平上空俯视一周,深感其名不虚传,堪称我国最伟大的都市。这次我等三委员北来,负责执行部工作,决心本着合作精神,采取一致行动。他着重指出,今日和平建国乃为全国一致要求,我们当立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从事建设。①①《军事调处执行部三方面委员昨飞北平》,载1946年1月14日《新华日报》。

  后来,美国扶蒋反共,是害怕一旦共产党掌握政权,倒向苏联,中国成为苏联势力范围。这种顾虑其实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不了解。

  马歇尔的顾虑与美国方面的克制

  既然派遣执行小组是履行停战的主要手段,那么,往哪些地区派出执行小组,就成为国共双方争论的突出问题。国民党方面拼命要求向对他们有利的地区派小组,以便谋取军事上的好处。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同中共方面人员一起,商定了对付国民党和美国人的基本办法:在解放区军队力量薄弱的地区,要争取派遣执行小组,防止敌人进攻,在蒋军集结重兵的地区,要配置执行小组,以监视敌军的调动;在敌人可能利用的港口,应争取派小组,以防对方通过港口运兵;在敌人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必须派出小组,以便制止敌人的进攻和揭露他们的阴谋。

  谈判是另一场战争,日本刚刚投降,朱德总司令马上下七道命令速遣共军往东北华北占领沦陷地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也要尽最大的可能维护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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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调部建立不几天,叶剑英即将中原地区的严重局势提到了国民党和美国代表面前,要求立即派出执行小组去监督停战。而国民党代表却借故拖延。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美国政府派出两个半官方组织到延安“迪克西使团”“赫尔利使团”。前者官方的主要使命是,“为了打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后者考察后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无论从当前美国对日作战方面政策,还是从战后美国保持在远东长远利益出发,都应放弃只单纯支持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避免把美国的利益与蒋介石集体的命运绑在一起,可惜并未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

  

  集宁原为解放区军队驻地,无再撤出的必要。同时,为证明“和字”第二号命令本身的缺点,并使国、美方面也感到有不利之处,叶剑英具体指出两个地区,国民党方面应当撤退:一是平绥路青龙桥地区的蒋军,应离康庄60里(如此必须撤至南口附近);二是豫北蒋军应撤离孟县60里(如此即退到黄河以南)。国、美代表无法答辩,终于同意修正原令。2月4日,三委员发布“和字”第二号命令的修正指示,其主要内容是:拟定“和字”第二号命令之际,执行部各委员会曾商定停止冲突及撤退一日行程(60里)之办法,但凡有执行小组在场或虽无执行小组在场,而双方部队已建立联络机构之处,前述议定办法可经双方同意就地按照情况加以变更。

  权据调停精神

  然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结果如何却并不是最重要的,弄清事实的真相更为关键。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安平事件的发生及处置过程中,清楚地暴露出中共在信息获取和指挥效力上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不论是基层部队的擅自行动,还是高层判断受到不实报告的影响,都使中共中央在涉及对美外交及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一度陷于被动。如果不是后来的形势发生了意外的改变,中共不再需要美国政府在国共间居中调处,这一事件的交涉谈判很可能会产生出全然不同且对中共未必有利的结果。

  三停战原则谈判的波折

  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雅尔塔系美苏两大霸权国家平分天下,中国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有幸”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积极扶持中国,国民政府与苏、美、英、法并列,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企图把中国变成亚洲的老大代替日本的位置。它希望日本的工业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退回到20世纪20年代,不能高于遭到侵略的其他人民国家的生活水平。美国担心若是共产党当权中国则会被拉入苏联阵营,所以美国积极支持国民党。

  安平,河北省香河县一小镇,位于平津公路旁,当年对平津陆路交通的安全影响甚大。安平事件,即指1946年7月29日在该地发生的一起美军运输车队遇袭,并造成十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死伤的严重事件。

  二组建军调部中共机构

  1946年1月,马歇尔、国民党外交部长、行政院长张群、周恩来组成三人调解小组,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国民党方面最早对此事作出公开反应的是中央社,其30日即发电讯称:“美军卅一人廿九日午分乘卡车十一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调处各地军事冲突,主要是通过向冲突地区派遣执行小组的方式来进行。执行小组是军调部领导下的基层组织。1946年1月15日军调部三委员经过协商,确定其任务是执行军调部的协议,对国共双方军队执行停战令和军调部协议的情况实行监督。

  至于谈判,马歇尔调停初期,共产党在军事还未占上风,但“谈判桌上的周恩来,与东北战场上的共军统帅林彪遥相呼应,中共军事失利。谈判姿态随即软化。一旦得利,姿态马上转为强硬,一松一紧,政治谈判与军事冲突交相运用。在马歇尔的调停期间,中共的会议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马歇尔面对周恩来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谈判高手。在会议桌上,当然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

  蒋介石的沉默与强硬派的鼓噪

  两位委员都是广东人,我想一定能得到一致协议。

  国共避免内战,和平统一的呼声很高。投降后的国民党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其在全中国的统治,包括控制中和华北被中共军队占领或包围的广大地区,以及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被极大地削弱,龟缩于遥远的西南边陲,蒋介石根本无法实现短时间内聚集向中共军队发动战略的军事力量。另外,蒋介石需要美国的支持,美国虽然支持他“军令政令统一”,但并不赞成他使用武力统一,苏联更是如此,绝不会接受国民党用武力消灭中工。

  对于政治斗争的各方来说,实际结果的有利与否才是关键,事件真相并不重要。因此,从外交、宣传、组织及策略运用的角度来考察中共对安平事件的处置过程,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的这一危机处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和张治中又提出了集宁调处的是非间题。周恩来、叶剑英当然毫不让步。后来,马歇尔只好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更重要的是今后的事情。”

  美国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提供了59亿美元的援助。1949年毛泽东会见斯大林,弄回了三亿美元。马歇尔计划,给欧洲100多亿,90%无偿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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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驻天津和塘沽一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以“帮助”中国遣返日俘为名来华的。他们为了顺利在平津之间通行,多次向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请求,准予他们通过解放区军队驻守的香河县路段。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给他们发了护照,并且规定美军通过这段公路时,必须插上美国国旗作为标志,以免发生误会。

  赴渝谈统一

  因当日天气情状不佳,联络中断,陆战队司令部得讯甚迟,派出有力巡逻部队及飞机至出事地点搜索时,攻击者已无踪影。当将不能发动之卡车修整,携阵亡官兵尸体前往北平。次日该队及飞机复返该处,但所见者仅一平静之村落,仅有着灰军装扎裹腿之中国人死尸二具。《本报讯》,《大公报》,1946年8月1日,第2版。

  在军调部,国、美代表不顾事实,首先向叶剑英递交了所谓“抗议”备忘录,称美军在安平遭到解放军“预谋”的伏击,伤亡15人。叶剑英则根据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从承德的来电,就美军联合国民党军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一事,分别向饶伯森和郑介民提出抗议。

  狗嘴扔骨头

  1946年7月30日,安平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早,即七时三十分,美海军陆战队瓦顿(Wharton)将军就在北平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只说明:美海军陆战队一支摩托化巡逻部队“昨午十二时十五分于大小沙河村河西务北”,即北平东南三十五英里的安平镇附近“被袭击”。袭击者是“为数约三百余着制服的中国人”。昨日下午四时美军派了一支有力的摩托化部队与飞机支援他们,双方都有伤亡。“其他无可奉告。”《本报讯》,《大公报》,1946年7月30日,第2版。

  “双十协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停止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各党派在一起共商国是。1945年11月,美国统治集团企图运用政治的手段,帮助蒋介石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政府,以实现其“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美国派遣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于12月15日启程来华。12月16日,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之一,在周恩来率领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并与国民党代表就停止国共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12月23日,叶剑英与周恩来拜会了马歇尔。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并颁发了停战令。为了贯彻实施停战令,双方决定建立一个军事调处机构,并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设委员三人,其中一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政府。

  马歇尔的调停并不招毛泽东的喜欢。美国不过是在帮助蒋介石争取时间调度而已。但共产党同样需要这个时间,也不希望战火再起,生灵涂炭,希望借此机会能够促成国内和平。调停的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而蒋介石觉得有了特使,自己时时受制于人,总有人处处与自己作对,让自己坐失良机。这位美国将军两边都讨不到好,只得败兴而归。马歇尔将军几乎是在一片骂声中离开中国。

  肇事地点之地形极适于埋伏战。该处公路两旁为深沟,沟外植有甚高之玉蜀黍。公路之西某村庄对面有小树林一片,该村庄之外围有短墙。大小沙河村距公路约为五百米。袭击者预先在树林与村庄之间公路上置放两辆无轮牛车,作为障碍物,村南角则置一机关枪,恰对公路。巡逻队抵达障碍物停放处时,为首军官方行下车,即有一手榴弹掷来,该军官立被炸毙。紧跟着即有十一枚手榴弹向其他各车掷来,同时袭击者步枪及一机关枪即向公路上射击。迨巡逻队及运输队集中停当,对方火力又从路右三百米处另一丛林及左右两面后翼射来。排长傅兰纳干上士当即执行指挥官职务,令众人掩蔽于路旁沟中。双方攻击直至下午四时始停。

  虽然“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但美方代表仍被邀请充任主席。三委员各有否决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致通过。经三委员一致同意的正式训令,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公布。①为执行建立军调部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及美国方面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叶剑英受中共中央派遣,出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为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为饶伯森(又译“罗伯逊”)。

  二战结束,美国军用飞机的产量将近30万架,坦克6万多辆,火炮110多万门。航龙母舰101艘。打完仗这些东西统统没用,美国把这些东西送人,光给国民政府的坦克就1000多辆,一辆坦克就相当于共军一个营的火力。国民党军一下子鸟枪换大炮,个个膘肥体壮。

  运输队之陆军军官一人亦协同设置迫击炮及重机枪阵地,并指挥射击。四时许路右丛林中中国部队阵地突鸣号声,火力加强,两分钟之后遂止。不久该村墙上挂出白旗。一海军士兵带同二译员乃试向前进,腿部竟中一枪,此即该役中最后之一发子弹。巡逻队嗣即照顾伤者登车,开往北平。大部死伤均系战斗对方突然攻击开始时所掷之手榴弹所炸死或炸伤。全部过程中仅有二人为步枪所伤。

  自此以后,在停战问题的谈判上,中共方面便完全转入主动,国民党方面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被动。

  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存在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它受到人民的支持和用户。谈判一开始,共产党方面就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但国民党方面则表示“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将解放区斥之为“封建割据”。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谈判一度陷于停顿。

  实际上,马歇尔还另有隐忧。自1945年12月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到中国后,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成功地在1946年1月5日使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令,在1月10日基本上实现了关内和平。同时,他还成功推动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使国共两党及国内各党派代表得以齐聚一堂,达成了包括整军在内的五项和平协议。就在中国将要走进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关口,国共两党四五月间在东北的武力争夺使和平进程陷入了严重危机。眼看战争与仇恨开始再度蔓延到关内来,美国政府却还在继续以武器和弹药供给国民党政府,这就让已经处境尴尬的马歇尔,调处工作更形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国民党方面,还是对共产党方面,他都必须尽量保持克制态度,以免美国的中立地位受到更严重的质疑,并形成新的刺激。正是因为他实在不想放弃此前得来不易的种种政治进展,因此,对刚刚发生的李闻惨案7月11日、15日,国民党昆明军事当局指使部下接连以残暴手段暗杀了民盟重要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时称李闻惨案。,他需要克制;对这次安平事件,他同样必须克制。

  执行小组到达广州的次日,广东国民党军方就发表谈话,拒绝承认中共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污蔑游击队为“土匪”。对于国民党当局颠倒黑白的谎言,小组中共代表方方理直气壮地进行了驳斥。在北平军调部,叶剑英一次次地揭露广东军事当局进攻东江解放区的罪行,要求军调部立即发电制止,并令广东执行小组到现场监督停战。

  八年抗战,除了胜利的狂欢,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更多的是衰败的经济,凋敝的民生,停滞的教育,流离的人民。抗战中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死亡1800多万人。抗战结束,最应该干的事是休养生息,进行建设。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中国后,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

  七月廿九日美海军陆战队加强第一师派出一队摩托化巡逻队护送某输送队由津至平,在十二时零五分行至大小沙河村(在北平东南三十五英里处)时,突遭预伏该处穿着制服之三百余中国部队袭击。双方战斗达四小时之久。美军死一官长、二士兵,四士兵重伤、八士兵轻伤。另有军官士兵各一人因受袭击汽车失事而受伤。中国部队方面,据估计约死十二人,受伤若干不得而知。

  饶伯森对叶剑英的三点建议表面上不置可否,但行动上继续寻找借口支持国民党代表提出的“先恢复铁路交通,其他问题暂时放后”的主张,会谈没有结果。后来,经重庆军事三人小组会谈,达成一项关于恢复交通的协议,作为“和字”第四号命令下达双方部队执行。2月14日,军调部三委员据此就修复铁路的程序问题举行会谈,确定在华北、华中8条铁路线上,设立7个交通小组。在交通小组出发前,叶剑英、罗瑞卿于2月18日对中共方面执行“和字”第四号命令应注意哪些问题,提出八项措施,报告中共中央。中央立即全文批转给各战略区执行。这个电报,对已经达成的协议应当怎样贯彻,对未答成协议部分应当如何对待,以及执行协议后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采取什么对策等问题,都作出明确规定,为交通小组中共代表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做出多次让步。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针来解决两党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的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简介。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

  安平事件的冲突双方是中共地方武装与美海军陆战队,这一事实几乎马上就广为人知。不过,由于形象关系,除受袭的美方外,国共两党当事人在事件发生后都矢口否认负有责任。特别是由于直接参与袭击的部队开始没有讲实话,以致在这一事件中究竟谁是谁非,是中共军队蓄谋伏击、主动攻击美军,还是美军配合国民党军武力进犯中共解放区,在当时就成了美国、国民党与中共之间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三方为此组织了专门的小组,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争论和相当广泛的调查,因三方各有各的证人,又不可能有中间方居中公正调查和裁判,因此还是弄成了无头案。虽然美国方面很清楚错在中共一方,中共方面事发后不久也逐渐了解到事情真相,有意改正最初的说法,但形势的迅速变化意外地使中共与美、国两方的关系急剧恶化,它最终亦只能将错就错了事。随着中共通过各种方法谴责、揭露美国勾结国民党推动内战,它不仅转移了因安平事件引起的外交危机,还利用美国这时对华政策严重矛盾的情况,将其置于一种道义上十分不利的地位,并且使美国在安平事件问题上也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安平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外舆论和各方人士的关注。

  抗战胜利后,美国邀请中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印度执行占领日本的任务,当时给我们划定的占领区是四国岛,中国派出了一支部队,准备去占领日本,挂出牌子“中华民国占领军司令部”。虽然由中、美、英、苏四国成立了管制委员会,对日管制,实际上占领日本的是美国。英国所派军队不过是3000多人,中国派出了少量军队,两者都收到美国控制。

  当历史过去了几十年之后,今人更容易看到中共处置的成功,却更加不易了解真实的情况,特别是不易了解被成功的光环遮蔽起来的种种问题和它们曾经造成过的政治上以及外交上的不利情况。不难想象,如果今人不只是满足于听故事、鼓斗志,而是想要从历史当中发现和汲取一些经验教训,以便让自己更容易成功的话,就一定要看到历史的真相。

  因此,要实现集宁的停战,双方军队均撤出集宁一日行程(60华里),划集宁为中立县城。但是,郑介民仍坚持要解放区军队单方面撤退。叶剑英则严词拒绝。事情就这样僵持着。到了1月17日,叶剑英得到解放区军队在18日前有把握夺回集宁的情报,于是,表示同意国、美方面关于派执行小组去集宁的提议。1月18日上午11时,当由国民党、美国和中共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乘飞机在集宁降落时,集宁已无战事。小组代表们看到的情景是:共产党军队驻防在这座县城,社会平静,秩序良好。小组的美方代表耸了耸肩,摊开双手,无话可说。国民党代表虽然窝着一肚子火,但也无可奈何。

  1946年l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共38人参加。会议围绕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队改编、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治组织问题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与国民党斗争取得的一次胜利。但是国民党很快撕毁了这些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

  

  东江纵队撤退的协议达成以后,广东小组就实现这些协议的具体内容,继续进行商谈。至4月下旬,大多数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但有两个问题在广东小组和军调部本部又进行了反复磋商,才达成协议。

  马歇尔赴华调停,手中有一张王牌:美援。马歇尔动辄以切断美援威胁国民党就范,停止军事冲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当国民党再次不听话的时候,马歇尔果然下令禁运美国军火到中国,蒋介石吃尽了苦头。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却不依赖美援,所以马歇尔对我方并无拘束来力。马歇尔把自己置于了两难境地。

  

  军调部刚开展工作不几天,叶剑英就同国、美代表开始了关于停止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具体原则的谈判。国、美代表的主张是,停战以后双方部队必须实行隔离,才能防止冲突再起,而隔离则以城市为基准,占城者不动,城外者撤退一日行程(60里)。叶剑英则提出,停战以后主要是恢复1月13日24时的位置,谁非法侵占则由谁退出,被侵占者回到原来位置,双方均复位,冲突自无。这个争执由美方折衷后,把两方意见都容纳进去,拟定了“和字”第二号命令,三委员于1月20日签署后予以发布。这一协议从表面上看双方互有让步,双方意见均有采纳,似是公平合理,其实对中共方面不利。

  因此,蒋介石一方面备战,一方面为安抚民心,发动和评攻势,接连三次发出电文,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参与谈判,讨论双方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中,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不论二人的看法有怎样的不同,他们显然都认为这件事情的事实基本上是清楚的,即中共应当对此负责,并应作出相应的处置。因此,虽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美方委员30日即要求派执行小组前往冲突地点进行调查,马歇尔却并不认为有兴师动众、另搞调查的必要。在美国方面看来,只要向美方参战人员弄清楚当日冲突的具体经过就可以了。马歇尔明确认为,美军的调查报告是公开的,四十多名官兵亲历此事,人人都可以被自由采访,造假是不可行的。动用军调部三方一起去调查,反而会因为国共对立而使问题复杂化。因为中共一定会认为国民党代表是站在美国代表方面,从而引发无休止的争吵。《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录》,1946年8月3日;《周恩来关于马歇尔对小组至安平事甚踌躇致叶、李并中央电》,1946年8月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75页注22甲。

  此时,蒋介石正积极调兵遣将,部署全面内战,急需靠铁路运兵。郑介民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极力主张先讨论恢复铁路交通,其他问题暂时放后。

  中国从饶舜禹的时代开始,几千年了已经习惯服从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不可能产生华盛顿、拿破仑,只能产生刘邦、朱元璋之类人物。蒋介石坚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有你没我。所以写真会议无果而终,马歇尔失落地离开中国。中国失去了一次走向和平民主的机会。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读国、共、美、苏当时保留下来的各种档案文献及口述资料可知,安平镇当时并不在中共的实力控制下,属冀东解放区与国民党占据地区交界地带。中共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下辖之五十三团一部在事件发生前刚刚来安平附近活动,并与马头镇出来的国民党军有过交火。中共通县大队一部这时恰好要护送一批干部去公路以西,也到达该地。29日上午,两部得知美军运输车队将要经过,遂预设埋伏,用两辆卸去轮子的大车横在公路上进行拦截,然后乘美军汽车停车时突然从公路两侧的庄稼地里发动攻击,试图截夺物资。因为没有估计到随车美军抵抗力较强,战斗形成僵持局面,双方互有死伤。三个多小时后,伏击的两部中共军队撤出了冲突地点。有关事件真相目前也有不同说法,如彭德怀前军事秘书王亚志的说法是:“当天有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工作人员押送两大卡车救济物资由天津送往北平。同时有美军几辆吉普车随后同行。我冀东地方部队无组织、无纪律,擅自对车队射击,酿成冲突,责任在我方。”(转见

  为了打开小组会谈出现的僵局,三委员多次举行会议。叶剑英在会上一再提出,应按照三方对等的原则,首先解决调查程序和小组主席问题。经过反复协商,三委员终于在8月14日达成八条协议草案。然后,叶剑英与饶伯森又飞赴南京。周恩来、叶剑英与马歇尔、饶伯森在南京再次进行协商。最后,由周恩来和马歇尔批准了第25特别小组调查程序和主席由三方轮流担任的协议。

  在重庆期间,国共两党整个谈判过程几经周折,充满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休养生息,以恢复战争创伤。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国民党正准备抢夺抗日胜利果实,中共应准备对付内战,同时,将依据国内外形势,恢复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以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准备发动内战,一面侈谈国内和平,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采取了革命的两手:一方面积极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决定同蒋谈判,争取国内和平。经过43天的国共重庆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处心积虑地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为了争取和平,共产党在谈判中做了必要的让步,中国共产党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表示中共领导的军队可以大量消减。当时人民军队人数已超过100万,共产党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为263个师,但国民党方面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苛刻地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个师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其后共产党有进一步作出让步,同意国民党263个师,共产党43个师,比例接近7:1。经过共产党多次让步与力争,国民党方面才表示“可以考虑”。

  这时美国总统特使、负责在华调处国共关系的马歇尔将军,也马上和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谈了此事,并确定了不扩大事态和不公开就此事表态的应对原则。司徒雷登随后与蒋介石见面,双方就此事讨论了四十分钟。比较而言,司徒雷登更倾向于相信,中共军队此一行动或受命于延安,意图“引起舆论从而导致美国从该地撤出陆战队”。而马歇尔则怀疑,这可能是延安近来激烈的反美广播影响到了下边,造成下边的军官们对美国驻军的敌视态度,从而引发了此一攻击行动。参见《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电》,1946年8月7日,肯尼斯?雷等编,尤存等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页;《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录》,1946年8月1日,参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76页。

  经过时剑英和军调部中共方面人员不屈不挠的斗争,国民党政府和美方代表被迫同意:在2月15日前(军调部第十一号公报发出时间),中共方面在铁路、邮政所委派的人员继续留任,以后委派需经再度讨论。这样,挫败了国民党妄图插手解放区铁路和邮政管理的企图。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闹欢迎和拥护。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尽管作出了以礼相待的态度,但由于国民党本来没有和谈的诚意,没做谈判的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均有共产党方面首先提出,才使谈判筹备工作得以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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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军区部队和中原局总共有近8万人,每月需要补助给养经费法币3亿元左右。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叶剑英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利用他在军调部的合法地位和身份,采取许多措施筹集经费,然后设法送到中原军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可怜的马歇尔,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怀揣理想来到中国。他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执政政府包容其他党派,包容共产党,包括其他的民主同盟,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由一党独裁,走向多党执政,双方交出军权,军队隶属于国家。这样民主国家的体制在中国基本就可以具备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也就实现了。可惜他对中国的认识过于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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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发娱乐,  在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压力下,经过军调部的督促,广州行营于2月18日“奉命同意”广东执行小组前往惠州地区“视察”。

  失败调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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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执行“和字”第四号命令的过程中,国民党代表还就解放区的铁路和邮政管理问题无理纠缠,妄图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委任人员管理解放区的铁路,并企图以考试为名剥夺解放区邮电人员的资格。叶剑英同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国共双方在华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时候,国共交涉暂时中断,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上重新对抗,谈判无法继续。激烈的武装冲突和国内剑拔弩张的气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担忧。国内中间党派及各方力量强烈呼吁继续和谈,国美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解决内部争端。于1945年12月,再次派出马歇尔将军来华,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调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各种谈及此一事件的文字乃至影视资料,几乎无不断言它是一起美军主动进攻八路军的事件,当日是美军联合国民党军在安平“侵入冀东八路军防地,并向当地守军攻击,守军被迫自卫”。新中国成立后国人对于这一事件的了解,大都来自于一部叫《停战以后》的故事片。片中美方一面假意参与调处国共冲突,一面却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指挥官比却尔少校率领一部美军,联合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解放区安平镇,进攻冀东解放区,试图打通平津公路,并以此向中共施压,想要求得到美蒋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当美蒋双方遭到惨败后,美国人为了控制舆论,责令“其奴才国民党代表”李国卿连夜召开记者招待会,意图将破坏和谈的罪名嫁祸于我,公布于世。《停战以后》,互动百科词条,。

  在半年多的会谈斗争中,军调部先后向各地派出29个执行小组,7个交通小组。这些小组,是由三方协议派遣的。尽管国民党方面有美国代表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叶剑英和中共方面人员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双方提议派遣成功的停战小组的数目大体相等。①军调部的第一个执行小组,是派往绥远(今属内蒙古)集宁地区的。停战令发布时,集宁县城在解放区军队手中。国民党方面为了抢夺战略据点,于停战令生效后的1月14日凌晨2时,向解放区军队驻守的集宁县城发动进攻,并于上午11时占领了该城。解放区军队调整部署,包围了该城,同国民党军展开了争夺战。郑介民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提议军调部派一执行小组去集宁,监督停战。叶剑英根据集宁前线发来的情报,严正指出,集宁在1月13日前,为解放区军队驻守,国民党军队进占,违犯了停战令,必须立即退出。郑介民狡辩说,1月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时,国民党军队就在集宁城内。他反诬共产党军队挑起冲突,向集宁城的国民党军队进攻。美方委员饶伯森见双方争执不休,遂以“中间人”的身份予以调解。他判定,1月13日24时国共双方军队均在集宁城内。

  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再开战事,但国共两党绝无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编入国民党军队的建制,要共产党缴械,是在让共产党自寻死路。毛泽东说:“和谈是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准备。”战争初期,共产党在军事上并没有占据上风,便往狗嘴里扔扔骨头,投其所好。

  上述故事的依据,来自官方的历史解读。官方最权威的说法,可见之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著作,其中明确讲:“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政府军各数十人,‘巡逻’到天津西北七十公里的河北香河县安平镇附近,侵入冀东八路军防地,并向当地守军攻击。守军被迫自卫。国民党反动派借此大肆煽动,竭力想把美军牵入中国内战旋涡。共产党及时揭露了美军的侵略行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活动,严正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道歉赔偿,要求美国驻华的一切海陆空军立即撤出中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55页注释300。

  在军调部三委员讨论如何恢复交通的会议上,叶剑英提出,恢复交通与停战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双方冲突地区,只有先停战,交通才有恢复的可能。而且,恢复交通还有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和物资准备问题,以及铁路、公路、水路的恢复修整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他建议先作调查,制定一项计划,然后由三委员讨论决定。他还主张把对日军的缴械与遣返,铁路警戒与路线管理等问题,同恢复交通放在一起讨论。

  

  郑介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1898年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文昌县, 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随即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广西省政府委员、国防部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少将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升任现职。

  美方代表虽说法不同,但实际上与国民党代表唱的是一个调子。后来,三委员同意授权三方的参谋长拟定一项恢复交通的基本方案。争论了两个星期,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由于双方立尝主张尖锐对立,虽经多次会谈,均未达成协议。随着停战令的颁发,恢复交通的问题随即提上了军事调处的重要日程。

  瘦了许多。”

  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定的机构,首要任务是实行军事调处。主要方法,是遵循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令,通过三方会谈,商订出关于停战原则的协议,予以发布,国共双方共同执行、遵守。对于发生冲突的地区,则派遣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或交通小组,到实地调查双方争端的真相,就地解决各种问题,制定地区性的协定,使双方部队共同遵守,保证实现停战。执行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呈报军调部处理。军调部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报军事三人小组议决。

  广东东江纵队的处境,是叶剑英一开始就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东江纵队在8年抗战中,积极打击日伪军,先后建立了总面积达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以上的解放区。香港沦陷后,他们救护港九同胞脱险,援助香港文化界人士,支援英美军事当局工作,受到中外人士赞扬。然而,国民党当局竟将这样一支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诬蔑为“土匪”,在停战令颁布以后,公然以“剿匪”为名,疯狂地向东江纵队进攻。

  7月29日这一天,美军联合国民党部队向安平镇发动了进攻,解放军被迫自卫。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后,国、美方面派出增援部队,并以美机多架助战,解放军被迫撤出安平。国、美军队遂占领该镇。

  “和字”第二号命令第一条实施停战的原则这样规定:“所有冲突的双方部队,接到本执行部的停战指示以后,必须立即停火,并施行双方冲突部队的隔离,以保证冲突不再发生。”这一条中并具体规定,双方撤离冲突地点一日之路程至少为60华里。这一命令发布不久,各地小组均发生了争论,国、美方代表到处要中共军队撤退。听命于蒋军的伪军从被围的城镇出来扰乱,蒋军并越出点线故意向解放区军队挑衅,其阴谋在于迫使各地解放区军队都向后撤退60里。叶剑英很快发现了这些问题。同时,中央也来电指示,要求纠正这一规定。叶剑英立即动员中共方面人员,围绕执行“和字”第二号命令问题,开展新的斗争。1月24日,他致电陈毅、饶漱石、刘伯承、邓小平,提出:“执行部‘和字’第二号命令关于停战隔离之规定分为原则与办法两项,原则是要停战,要隔离,要恢复联合命令中所规定的时限以前的位置。隔离之办法必须按照当时当地的情况适当规定。??各地区在实施停战隔离之时,必须根据情况决定。各停战小组的中共代表,在实际执行隔离时有自己的否定权,可以坚决抵抗并将办法中实际行不通的情形电告我们,以便根据实际材料作新的规定。”1月27日,叶剑英又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对如何执行“和字”第二号命令提出一些具体的变通办法,供各地在同国民党方面交涉时参考。与此同时,在执行部三委员会议上,叶剑英对国、美方面要求解放区军队撤退的无理要求坚决予以驳斥。他指出:(一)对包围中的伪军(如:枣庄、德州、兖州、聊城、永丰、元氏、保定等)应是解放区军队受降问题而非部队隔离问题:(二)同蒲路南段未发生冲突事件,没有实行隔离的必要;(三)大同等地阎锡山军出城挑衅,是破坏停战令行动,应予以处罚,不应令解放区军队撤退。否则赏罚不明,鼓励了挑衅的一方;(四)集宁虽暂有冲突,现已停止并且已经隔离(傅作义军已撤至旗下营)。

  围绕集宁调处问题的斗争,是中共代表团在叶剑英领导下坚持停战原则的一个成功范例,它对于后来中共方面处理其他地区的军事冲突问题,提供了经验。

  五东江纵队撤退与中原军区突围

  对于中原军区部队的困境,叶剑英忧心如焚。2月中旬,他就如何解决中原军区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向军调部提出两项紧急措施:第一,准许中原军区部队主力根据联合命令第二条规定,移驻于平汉路西产粮区,以便就地解决粮食困难;第二,如上述措施难以实现,中原军区部队则转移到皖东、苏北地区,靠近新四军军部,以便于将来进行整编。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对此却不同意。3月初,叶剑英随军事三人小组到武汉视察,又提出中原军区部队易地就食的问题,国民党政府代表仍表示拒绝。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政府及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历时8年之久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第25小组的活动一开始,就围绕着调查程序和小组主席问题争论不休。

  饶伯森, 1894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青年时期曾专攻银行学、经济学及商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入美国航空学校受训,为驱逐机驾驶员。1922年任银行及信托公司经理、交易所长等职。1942年脱离企业界,步入政界,担任美国政府租借法案对奥执行处处长,后入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1945年4月,随美国国务卿参加旧金山会议,与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商讨中国问题。同年5月来华,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事务参赞、代办。

  ②《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37页。

  5月24日,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小组电令北平军调部三方各增设一副委员,并明确副委员可全权代理委员离职时之职务。据此,美方的吉伦、国方的蔡文治、中共方面的饶漱石分别出任副委员。参加军调部三方的工作人员,亦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规定数额。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军调部人数最多时达9000余人(中共方面仅600余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而又特别的机构。中共方面先后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除委员、参谋长、秘书长、顾问之外,还有:执行处长宋时轮,交通处长耿飚,整军处长陈士榘,新闻处长黄华,秘书处长冯铉,行政处长伍云甫。东北执行分部中共方面负责人为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还有薛子正、张经武、荣高棠、赖祖烈、黄逸峰、柯柏年、黄镇等,也先后担任过一些部门中共方面的领导职务。

  1946年1月10日,叶剑英出席了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13日,他同郑介民、饶伯森及各自的随行人员一行15人,从重庆乘专机飞抵北平。叶剑英等住进了北京饭店。

  叶剑英接到小组中共代表的报告后,同意再作一次让步,并提出除询问他们的新“证人”外,还要询问参加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有关官兵。但是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表示反对。小组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后来,马歇尔竟令小组的美方代表单独询问所谓的新“证人”,并说必要时可单独发表公告。

  为进一步阐明中共方面的原则立场,叶剑英于1月28日下午,邀请美方委员饶伯森和执行主任白劳德进行私人谈话,就如何改革交通机构,实现民主管理问题,提出三点建议:交通部门在组织上可采用过渡时期的办法,设立交通委员会,在军调部领导之下,处理一切交通问题;各级交通机构,应实行民主管理,应有中共代表参加;鉴于遣送日本俘虏与恢复交通有关联,应把受降与遣俘问题包括在交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之内。

  但是,国民党军队却拒不执行“和字”第四号命令。他们在津浦、平汉、平绥、胶济等沿线不仅不平毁工事,反而大修特修新的堡垒工事。他们还违令调动51个军、129个师,共131万多人,并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对此,叶剑英进行了全面揭露,多次提出抗议。

  一停战令颁发前后

  早在1945年8月至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恢复交通就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中共代表提出:恢复交通必须以全面停止内战为前提,必须停止国民党部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和侵占。国民党代表不同意中共方面意见,并以“遣返日俘”和“恢复经济建设”为名,要求解放区军队让出铁路线。

  叶剑英对调到军调部工作的干部十分关心,逐个同他们谈话,要求他们尽快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环境,主动、机智地进行工作。他还教给他们参加谈判斗争的艺术和方法,告诉他们,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要注意:第一,话不要说得太多,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话一说出口就不好改变;第二,三方达成协议并签字时要慎重,写在纸上的东西,用斧头砍都砍不掉;第三,要注意保密工作,防止他人钻空子;第四,要及时请示报告,以便统一步调。②1月22日,叶剑英在给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的信中,曾谈到抽调人员、组建机构的情况:“我们于13日由渝飞平,已十日了。先后到此的有罗瑞卿、李聚奎、耿飚、李克农、伍云甫等五十多名同志。今天可能到的有滕代远等十多位同志(由太行飞此)。山东、华中各地同志,亦派人来此。北平城正放射着国内和平的异彩。虽然各地仍继续有一些大小的冲突,历史的总趋势是和平与民主,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

  叶剑英在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同时,积极进行赴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的准备。他认真领会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和平、准备对付内战的决策精神,分析国内外形势,把握谈判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他清醒地看到:美国参加谈判的根本目的,是要摧毁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扶持国民党政府统治全中国,以便在中国推行它的殖民政策,但在当时国际舆论和国内广大人民群众要求中国停止内战、改组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表面上采取调停的姿态来处理中国问题。国民党政府同意停战并参加军事调处,其目的是遏制、削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军队的力量,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准备全面内战。而中国共产党则要利用军调部这一合法机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①《停战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3—4页。

  民党军队的进攻行动暂时有所收敛。

  其二,关于东江纵队撤退费用借款问题。中共代表计算需要法币①9.8亿元,国民党代表提出为2.73亿元,因数目相差较大,无法取得协议。在三委员会上,美方代表提出一个3.326亿元的折衷方案,征求双方代表意见。双方代表对此仍存在分歧。后经军事三人小组商定,由广东当局垫忖粮款3.7亿余元。与此同时,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在军调部又设法筹集了一部分经费,派人送给东江纵队。此后,东江纵队按指定地点集中,除复员1700名战士外,留下2500人,由曾生司令员率领,于6月29日开赴大鹏湾。傍晚,北撤部队登上军调部派来的美军的五八五号、五八九号、一○二六号三艘军舰, 30日8时启航,7月5日,安全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市。至此,叶剑英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为了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叶剑英在军调部三委员会议上,多次提出,应迅速派执行小组到广东调处。国民党代表极力反对,声称广东没有中共部队,没有必要往那里派出执行小组。叶剑英则摆出事实,据理力争。后来,郑介民、饶伯森被迫同意派出广东执行小组。1月25日,该小组代表抵达广州。

  小组代表出发之前,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共代表团党组会议,研究斗争策略。他在会上指出,“安平事件”同以往冲突事件的性质不同。它表明美军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侵犯了中国主权。小组会谈开始,应反对美方继续担任主席;小组的一切活动,应先确定调查程序,谁不按程序办事,谁就要负破坏调查工作的责任。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之间的停战协议,以30万大军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进攻。以此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此危急形势下,中原军区部队顽强反击,分几路主动向预定地区进行战略转移,经过多次激战,于7月底以前分别到达华中解放区和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地区,建立了陕南、鄂西游击根据地。

  由于国、美代表对这些问题持不公平态度,致使小组先后举行11次会议,均未得到任何结果。

  那时黄华做我的翻译。当时我想,刚一开始就闹僵了不好。于是我采取灵活的办法,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公布以后,很快发现问题比较大。我立即给我方各战略区部队打电报,告诉他们,在执行中要坚持有理有利的原则。我一连发了几个电报给部队。后来中央领导对这个事情也有批评。六号命令发布以后,中央领导又来电报,给予了表扬。那时,我们同美国人和国民党代表一起谈判,一开始确实缺乏经验埃”①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15日。

  七安平事件

  叶剑英在军调部领导中共方面人员,还就全国其他地区军事冲突的调处问题,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代表进行了反复的谈判和斗争。其中主要有:东北地区,华北的河北、山西、绥远等省的部分地区,中原的新乡、安阳等地、华东的山东、江苏省的部分地区,等等。通过斗争,在一段时间内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赢得了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捍卫了革命利益。

  在紧张激烈地进行停止军事冲突问题谈判的同时,叶剑英还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进行了关于恢复交通问题的谈判。

  叶剑英又仔细研究了谈判对手的情况。

  由于国、美方面代表的破坏、阻挠整个调查工作时断时续,一个多月后,终于无法再继续下去。中共方面不得不于9月9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单独公布事件的真相,叶剑英向记者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中共方面参加小组的代表黄逸峰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书》。叶剑英明确强调,安平镇发生的事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冀东若干地区,不断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必然结果。他向美方提出四点强烈要求:(一)美军应向我方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三)驻华美军应全部撤出中国;(四)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援助,以维护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叶剑英与国、美代表就停战原则达成的第一项协议,是1月15日发布的第一号公告并附“和字”第一号命令。第一号公告宣告:军调部将于1月16日派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往绥远、山东、河北各省的14个城市、村庄,散发1月10日的停战令。“和字”一号命令的内容为具体调处河北省永丰县境内国共军队的军事冲突。命令要求双方即刻停止冲突,各留在原地,停止敌对状态,恢复城内外交通,并允许粮食、商品出入。总的看来,三委员对这一协议达成得比较顺利。而争论激烈、斗争复杂的是军调部“和字”第二号命令、关于修订“和字”第二号命令的电报、“和字”第六号命令等协议。

  郑介民对这次失败很不甘心,耿耿于怀。3月,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小组视察集宁时,军调部三委员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陪同。郑介民①访问耿飚谈话记录,1991年3月。

  在“和字”第二号命令修正案发布前后,叶剑英向各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发电指出,坚持恢复1月13日位置是实施停战的基本原则,必须切实监督执行,反对强调隔离部队而取消原来目的,对各地蒋军拒不执行者必须严肃处理。与此同时,叶剑英同饶伯森单独进行多次谈话,说明中共方面对恢复1月13日位置有最大诚意,只要蒋军肯撤出非法占领地区,解放区军队1月13日以后占领的地方均可全部退出。中共方面并拟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草案事先交美方考虑。美方这时正为战斗序列问题未达成协议而焦虑,便借机提出,在此命令草案中加入战斗序列的内容,要双方指挥官召开会议,在小组监督协助之下,提出双方战斗序列,以便具体商讨1月13日位置问题。这显然是一种交换条件。时剑英权衡利弊,认为利大于弊,于是表示同意。随后经反复讨论,于3月22日签订了“和字”第六号命令。这一命令的主要内容是:为彻底停止冲突起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驻于1946年1月13日下午12时整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任何指挥官如不遵令撤退至1月13日下午12时之位置或双方同意之改正位置,将以违反停战令论罪。

  经过叶剑英一再争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才同意组成由中共代表薛子正、国民党代表邓为仁和美方代表福特组成的汉口第九执行小组。1946年1月下旬,小组奔赴河南罗山、应山视察,并会同当地国共双方驻军代表——中共代表王震、国民党代表宋瑞珂,签定了《罗山协定》与《应山协议》。两个协议中规定,双方部队在国共问题未解决之前,均停驻于现地,不得向对方进攻。可是,国民党军队不仅不执行协议规定的停战条款,还变本加厉地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进攻,占领解放区村镇1000余处。他们还派遣特务到中原军区部队驻地造谣,放毒,暗杀,并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毙”解放区军民。

  然而,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守信义,屡次向解放区军队挑衅。为此,叶剑英曾多次以备忘录形式,向美方委员饶伯森提出抗议。

  战阴谋和军事进攻罪行,保护革命力量,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努力。这样看来,即将开始的军事调处将是一场充满各种矛盾的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

  三委员到达北平以后,立即着手建立组织机构。按照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军事三人小组在重庆最初协商的方案,军调部三方人员的配备名额为:美方125人,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方面各170人。在组织结构上,规定三委员各带助手、随员数人,下面各设一参谋部,配若干参谋人员。执行主任由美国人白罗德担任。这一职务犹如三委员的参谋长,可直接指挥三方参谋人员。预定派出8个执行小组。但是,工作正式开展以后,由于局势的变化和任务的增加,三委员对组织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组织机构随之不断地扩充和加强。首先确定在三委员之下各设一名参谋长:中共方面由耿飚担任(不久由罗瑞卿接任);国民党与美方分别由蔡文治、海斯凯担任。在各自参谋长之下分设4个科:计划执行科、新闻发布科、总务科、通讯科。叶剑英为了加强中共方面的力量,利用军调部更多地开展工作,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机构和人员配制上又有所变化:在委员之下设一秘书长,由李克农担任,管理秘书、通讯、机要、编译、救济等组;参谋长之下设计划执行科、新闻发布科、行政科;另外,还设了几名顾问,由饶漱石、滕代远、徐冰等担任,马海德则以卫生顾问名义参加工作。①在机构组建过程中,中共方面人员由于通讯不畅,交通阻隔,要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到北平,困难很大。为此,叶剑英及时请示中共中央,请中央迅速从各地抽调人员赶赴北平,并解决电台配备问题。同时,他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给军调部的飞机,分别派李克农、罗瑞卿飞往延安、晋察冀等地,专程接到北平的工作人员。他还从各解放区来军调部汇报战地情况的人员中,物色合适对象留下来工作。另外,又从北平地下党选调了一批工作人员。

  然而,广东军事当局一意孤行,继续阻挠调处。在此情况下,叶剑英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三人小组讨论广东调处问题。三人小组研究了叶剑英的电报,经过磋商,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不得不承认以曾生为司令员的东江纵队的存在,并同意将东江纵队撤离广东,由美方协助运送山东烟台。

  中原地区的军事冲突,是叶剑英通过军调部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突出问题。停战令公布后,中原军区部队为执行停战协议,从桐柏山区转移到了鄂豫交界的罗山、光山等地区。然而,国民党方面一再违反停战协议,先后调集11个军26个师共30余万人的兵力,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包围,妄图予以“围歼”。

  六恢复交通线之争

  经过一系列磋商,7个交通小组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先后签定了一些地区性的临时协定。按照协议规定,解放区军民积极开展铁路修复工作。他们在技术、器材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动员一切人力,不分昼夜,不避风雪,抢修铁路、桥梁,主动平毁在解放区交通线上的堡垒、壕沟和工事。在短短的20多天内,津浦、胶济、陇海、平绥等铁路的干线和支线,就有851公里通车,其余也在修复中。

  为了更有效地制止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进攻,叶剑英在军调部经过反复斗争,并经过周恩来在三人小组的努力,迫使国民党、美国方面的代表同意,于5月10日签定了《关于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此后,国① 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同时规定法币汇价为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至1946年,法币已急剧贬值。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已崩溃的法币。

  机构刚刚建立,叶剑英就紧张地投入了新的斗争。从他2月9日写给在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戴镜元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境遇和心绪。信中写道:“我刚到渝不久又飞平,现处在和美国人、国民党人三方合作、三角斗争中,这是新学校、新课程,做错了不少,也学得不少。”“我还好,只是把我忙①叶剑英办公室张廷栋等提供的档案资料。

  2月25日,叶剑英致函郑介民和饶伯森,指出张发奎让广东小组赴惠州,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因为,他们事先已派出军队进攻并占领了惠州我东江纵队驻地。他们让小组到达该地“视察”,无非是为其“东江无共军”的谎言进一步找借口。叶剑英再次呼吁广东军事当局停止对东江纵队的进攻,并允许小组对真实情况进行调查。

  这就是叶剑英即将在谈判桌上面临的对手,一个是国民党的政客兼特务头子,一个是美国政府的所谓“中国通”。

  其一,关于东江纵队撤退途中的安全问题。中共代表主张,为保证东江纵队由内地撤到海岸港口的安全,驻淡水的国民党部从应撤到平山,驻龙岗的部队撤至平湖或深圳。国民党代表坚持原来驻军的位置不动。在三委员会议上,郑介民说,如果驻龙岗和淡水的国民党部队撤出,到时地方民团发动进攻,他们不能负责。鉴于这种情况,叶剑英提出三点建议:由军调部三委员致电张发奎,令其保障东江纵队撤退安全及考虑走廊区问题;在东江纵队撤退途中,除派小组随行监视外,并令该地国民党部队派联络参谋随军行动;由叶剑英与郑介民分别致电张发奎,请他重新考虑东江纵队撤出的安全。郑介民对此表示没有意见。饶伯森见此情景,开玩笑说:我非常同意这个办法。

  叶剑英的声明和中共方面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的公布,澄清了事实真相,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借此类事件将美军拉入中国内战漩涡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不得不考虑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后果。9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至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这是解放区军民在中共的“针锋相对”方针指导下进行斗争的结果,也是叶剑英在军调部谈判桌上进行斗争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后来,叶剑英曾就“和字”第二号命令发布前后的情况回忆说:“军调部刚刚开始工作时,我们没有经验。美国人起草了个协议条文,送给三方委员,说是已经讨论过的东西,各方的意见都吸收了,要求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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