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个关系,从我国

日期:2019-10-17编辑作者:法律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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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康德就是从证明旧形而上学关于灵魂、世界整体、上帝等等的思辨知识是假知识或伪科学而开始了德国的哲学革命的,但他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得出的却是:事物自身不是认识的对象而只能是信仰的对象,理性运用范畴所能认识的只是现象,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范畴对于经验或现象的普遍必然有效性进行逻辑的证明(“先验演绎”)。康德的后继者们继续把他开创的哲学革命向前推进,其总的方向就是从各自确定的出发点出发,去论证事物自身为什么可知和怎样被知的,从而建立起了一个个后来者推翻先行者的、自以为是经过论证的真知识的思辨哲学体系。黑格尔在总结先行哲学体系的基础上指出,事物自身如不可知,那就没有什么认识真理的问题,理性也就无事可做而只有睡大觉了。他认为康德的失误源于他不了解范畴的本性,因而不去认识范畴本身以求得对它的真知,而是把范畴当作现成的、空无内容的形式接受下来,只去证明它对于经验的普遍必然有效性。黑格尔提出,范畴不是单纯主观的空洞形式,范畴的本性在于它是主客的同一和由此而来的辩证运动,哲学的任务就在于研究范畴的这种自身运动。由此出发,黑格尔就力图证明:范畴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从对自身的无知到知、从少知到多知、从比较片面的知到比较全面的知、从现象的知到本质的知,经过从客观性到主观性和从主观性到客观性的双重运动而走向主客统一的理念,再经过从理论理念到实践理念而又向理论理念回复的循环,终于达到了对自身的绝对的知——绝对理念,即绝对真理。在这基础上黑格尔建立了西方哲学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绝对真理的思辨哲学体系。当然,黑格尔的体系也同他的先行者的体系一样被后继者所推翻、所抛弃了,但它所包含的关于真理的本性、运动规律和发展进程的合理思想却被永远地保留下来了,而它所体现的对于理性与真理的坚定信念和为真理而真理的执著精神也永远地鼓舞着后世。

依据马克思的思路,资本主义的弊端不在于它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存在,而是这个社会存在脱离了人本身,是一个异化的存在。把这个异化的存在归还人本身,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建构的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现实性和理想性双重维度,尤其是在当下,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如何树立远大理想、弥补崇高精神的缺失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市场经济实现了人的独立性,个人的主体意识增强了,但生命中更为宽广、崇高和理想的视野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方面需要扎根于中国现实问题,对其作出批判性回应,为理想性维度提供理论根基;另一方面需要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为现实性维度提供价值标准,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仅仅从现实性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要求和基本特质,就有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化、实证化,从而失去价值理性和价值理想的维度。这既会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品格,也难以为批判和引领现实生活提供一个理想坐标。

  因此,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就只能是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正是我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梦寐以求但却一再被延误了的“现代化”得以正在实现的过程。由于西方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世界经济已进入了一个全球一体化时期,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就是从封闭的、区域性的经济向开放的、作为全球性经济体系之有机组成部分的商品经济的转型。这种历史的时代的条件,一方面使我国可能把西方已达到的现代化高度作为自己现代化的目标,并以浓缩的形式和较快的速度走完西方现代化所经历的、历时400余年的诸阶段,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情况和全球性问题,从而使这一过程中的矛盾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撇开人及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我在这次有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出席的盛大会议的大会发言中,特别强调上述提纲的第三点,我首次大声疾呼要倡导源自古希腊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得到典型发展、被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我感到这些话是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了。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有的说这样两种精神的确是我们现实所需要、哲学所应当倡导的。

  但是,更有意义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源头、土壤和背景。作为现代西方哲学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头的叔本华意志哲学,不管看起来多么奇怪,它本身和与之尖锐对立的黑格尔理性哲学,却是一对来自同一母腹——康德哲学和经过同一发展阶段——费希特、谢林哲学的双生子。这就注定了非理性哲学无法摆脱它的影子——理性哲学。不管叔本华、尼采哲学如何使德国古典哲学声名狼藉和销声匿迹,但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却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深入了人心,成为新的哲学思想借以发生和成长的一片沃土。随之而来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及其相互交织所形成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显然是向德国古典哲学的公开明确的回复,不过它也同样不能摆脱它的影子——非理性哲学,从而表现着理性思潮和非理性思潮的某种相互渗透。在往后的现代西方哲学中,如胡塞尔的现象学,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哲学,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等等,我们总是随时而反复地遇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及其哲学思想,以致我们不能不同意伽达默尔说的,这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确“注定要以某种特殊形式与黑格尔”(其实也与上面提到的那些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同在”。不止这样,现代西方哲学的进程,就拿从胡塞尔开始的现象学运动来说,也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上,以某种改变了的形式,出现了某些类似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规律性现象。伽达默尔曾把胡塞尔的现象学称之为“新康德主义思想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形式”,而认为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关系近似于黑格尔(尽管海德格尔本人极力要同黑格尔划清界线)对康德的关系。这当然是很有见地的。不过,我们倒是宁可说,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在对胡塞尔的关系上只是开通了一条经过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的道路,而他本人多变的思想却似乎是终止在谢林式的所谓哲学的诗化的非理性的预感之上,而只是在伽达默尔那里才反映出向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向黑格尔辩证法的回复。而在往后的法兰克福学派、解构学派的一些代表那里,甚至出现了某种经过黑格尔而向马克思的哲学回复的迹象。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这种现象当然是有其自身的特殊根据和特殊形式的,但它终归有力地表明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为我们探索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启迪。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不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就难以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发展。

第一,现实与理想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正确处理现实与理想、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问题。面对当代社会存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如生态危机、贫富分化、信仰缺失、人性异化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作出自己的独特回应。扎根现实,立足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质。现实不是经验性的东西,不是通过感官直接给予我们的,而是本质和实存的统一。哲学所把握的实体性存在,其实就是现实背后的那种精神性存在。用哲学知识观察社会现实,它就是范畴、实体,而不是直接呈现的经验性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握中国现实问题中的实体性存在。

  3.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是由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送到中国来的,尔后又由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继续传入中国。它首先不是作为一种深邃玄奥的哲学理论,而是作为一种可用来切实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武器,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走投无路的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立即就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观察和指导自身命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思想旗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继而又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科学理念正是其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光辉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产生于商品经济的典型的和成熟的形态,即资本主义的矛盾、弊病和局限已充分暴露的历史条件之下,但是并不否定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和进步性。它反对任何一种从商品经济向自然经济倒退的倾向,与此同时也肯定了商品经济将被更高经济形态即产品经济替代的必然规律,反对一切把商品经济永恒化的企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的理解,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展示着现实和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因此,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能够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而且还能够根据现实生活的发展不断地修正和发展自身,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抽象的原则体系。这一基本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前中国现实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教条主义的束缚,发挥其潜在生命活力,吸纳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合理因素,从而更切实地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如何适应中国现实生活而在内容上创新和发展的问题,即如何实现理论的现实化的问题。

  继而讨论了三种哲学传统的发展和更新都必须通过批判地继承的途径来实现的问题。这种批判继承可以划分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三个层次,一是通过质疑来弄清楚所说的传统是否果真如此,解决“事实”问题。这是一切批判工作的前提。二是根据现实的发展趋势对传统进行鉴别与取舍,解决“态度”或“价值取向”问题。三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哲学学说,解决“创新”问题。在这种创造性的批判过程中,传统仍然以一种升华了的、更新了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它既否定又肯定了自己。“这种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的辩证统一(即扬弃)就是批判地继承哲学传统的关键和实质所在”。

齐发娱乐游戏官网,  德国古典哲学的现代价值尤其表现在它把西方哲学传统所特有的两种精神发展到了典型的高度,而这两种精神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而又为中国现实所必需的。我们在这里把这两种精神概括和命名为“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崛起过程与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有着根本区别。我国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渐趋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是在中世纪封建等级共同体的瓦解过程中逐渐进行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现代化的。尽管中国与西方都在实行市场经济,但中国特殊的文化土壤孕育了独特的中国人格。西方哲学以西方人特有的生命经验和生存形态为立足点,它的理论形态和反思方式是围绕西方人特有的生存经验展开的。我们既不能全部依托西方哲学解决中华民族的所有时代问题,也不能完全指望西方哲学反思中国人当下特有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哲学的论证方式和反思方法,吸收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人类性和世界性;另一方面,我们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不能盲目崇拜西方哲学,而应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经验、中国文化,构建表征新时代精神的哲学新形态。

  总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人将要通过作为个体主体的活动,从自然必然性(包括自然力和自然人共同体)的支配下获得解放,创建一个人化的对象世界,初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接着,中国人还将通过联合起来的自觉主体的能动活动,向着从社会必然性(商品、社会关系)的支配下获得解放的方向迈进,以便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他自己作为人的主人,并因而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这就是从现在到21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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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视野与西方视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拓展视野,主动与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展开对话、争论与交流。现代性作为世界潮流正在席卷全球,中国与西方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资本以一种不断变化的形式深入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领域,塑造了各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如何回应资本的虚无化力量,如何回应资本对传统精神和文化的消解,如何给资本划定界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类似的问题,西方学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积极地融入世界文化潮流,对具有世界性的时代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进而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正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提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发展阶段的。与此相应的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我国目前正在发生,在21世纪还将继续进行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意味着十几亿中国人正在并还将经历巨大的变化。首先,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也就是人摆脱对自然界的依赖和对建立在“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②上的共同体的依赖,而成为独立的、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与他人平等的、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其次,由于商品经济所具有的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相分离的特点,使得人的发展也成为矛盾的;一方面,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自主的创造活动,外化自己的本质力量,发展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无数个体创造活动所汇聚而成的总成果却呈现为每个个体所不能支配,反而要受其支配的物化的商品世界(商品拜物教、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等等),这种对于“物的依赖性”也就必然会限制、阻碍甚至败坏着个体的发展。但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过程,人就是在产生、经历和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在忍受和承担起痛苦的炼狱里发展自身的。最后,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是产品经济,因此中国人自身的矛盾发展也必然是向着这样的目标趋近:摆脱对他自己创造的物(商品、财富、社会关系等)的依赖,充分展示“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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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种哲学理论的形态演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建构一种符合中国现实的新的哲学形态,从而给错综复杂的现代性问题以当代中国式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单一的历史现象和文化传播,它的理论创新需要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前提下正确处理以下三个层面的关系。

  2.近百年来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传统。西方哲学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外来的,对它的研究根底不深,不似中国哲学之渊深。但西方哲学本身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西方哲学在近代传入中国之时曾得益于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和当时中国人效法日本的“脱亚入欧”的“西化”梦,而由于西方近现代哲学理论更新频繁,也对中国文化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冲击波。但西方哲学在我国并不是那种可有可无或仅供摆设的“舶来品”,而是形成了一种已无法根除的传统。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有两个层次的原因。首先,在中国造成了较大影响力的西方近现代哲学是西方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和商品经济社会走向高度发达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西方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就此意义而言,对这些哲学的引进和吸纳适应了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换言之,适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这一点正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在当代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根据。其次,从更大范围来看,不但西方近现代哲学,而且自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吸收的地方。这是因为,在今天,市场经济已不再可能是一个单纯区域性的问题,而必然要涉及到全球一体化和世界性格局,从而涉及到打破地域、民族、文化和文明形态的封闭状态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任务。各民族各文化传统间的碰撞、交融、互补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为全球大趋势,对我们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过去自然经济带给我们的狭隘眼界和心态,大力吸收全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时代使命。然而,在我国西方哲学虽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东渐史,但总的来说,至今还停留在一个表面和肤浅的层次,许多经典作品尚未得到深入的理解和消化,甚至未得到系统的翻译和诠释。这与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必须面对的一系列迫切任务及后来政治上的各种运动使国人无暇沉下心来有关。从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中国哲学界已经获得并还可能获得一个较长时期的不受各种外界非学术因素干扰的大好时机,有可能静下心来对西方哲学各种深层次的问题进行认真严肃的探讨,真正做到原汁原味地理解西方哲学。因此西方哲学研究在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排除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心态而更加学术化和开放化的问题。

  在对学术界关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的热点、焦点和分歧进行梳理后,我决心从探讨这两大思潮的关系入手,开拓自己研究的新视野,利用自己掌握的研究哲学内在发展规律的方法论优势,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我对于像德国近代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不碰便罢,一旦染指,就既不能脱离历史真实、抓住片言只语而大肆空谈,也不能就事论事而不见本质与规律。我一贯的研究原则是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考察对象由内在矛盾引起的自身运动,不放过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直到真正把握到所考察的对象的自己运动的辩证逻辑进程。根据这样的研究原则,我的这篇学术报告系统地考察了德国近代这两大思潮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规律,论证了以黑格尔哲学为顶峰的理性主义和以叔本华意志哲学为开端的非理性主义均来自同一母腹和经过同一发展阶段,即都是从康德经过费希特、谢林的哲学发展的结果;而黑格尔哲学衰落后出现的尼采哲学则是作为开端的叔本华意志哲学的提高和成熟、完善和典型化。这就一方面表明整个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在其对立面——德国近代理性主义思潮中孕育出来的;另一方面表明两大思潮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既对立又相互交叉、重合和互补。因此,必须在实践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指引下,以理性和非理性的相互关系为线索,对两大思潮进行重新考察和系统研究,以便从理论上真正扬弃这两大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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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引介和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围、研究深度、学者队伍、研究成果等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我们对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诸位领军人物早已耳熟能详,生态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逐渐传入中国,并引起理论界、学术界的深入讨论。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呈现出越来越学院化的趋势,较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有效的对话,缺乏融入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自觉意识,难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资源。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研究范式应当突出其引领地位和目标导向,努力构建有时代内涵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者:陈飞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这篇文章在青年学人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成为他们研究有关论题的重要参考资料。如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生张明仓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实践意志论》(2000年4月)的过程中就曾深入研究过本文的观点,并在其论文中作了多次引证。

  

第三,研究范式与研究领域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宗旨在于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就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而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如果仅将其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那么这个研究领域实质上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研究等并无实质差异,均属于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有各自关注的研究对象和遵循的研究逻辑,这显然与以面向中国现实问题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地位极不相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旨趣是表征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因此应当作为一个研究范式指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智识取向,并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任务来展开。

  世纪之交我国哲学的发展问题,也就是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国哲学应有的方向、途径、主题、课题、方法和特征等等问题,近年来,已成为一个热点,并已展示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和思考的见解或主张。在这里,我仅从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的历史现实相结合这一视角出发,就未来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宏观前景谈一点粗浅看法。

  1999年10月国庆之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邀请,我和当时哲学学院院长欧阳康教授一起赴京参加“新中国哲学50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150余人,老中青学者济济一堂。会前我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回顾与前瞻——“新中国哲学50年”感言》。构成《感言》的内容主要有4 点:(1)回顾新中国50年来西方哲学走过的道路。这是一条“之”字路:“文革前的古典独秀,文革中的全面中断,文革后经过前10年冲破樊篱和后10年的埋头耕耘,出现了现代当先、全线向荣、成绩斐然的新局面。”但“西方哲学的引进和研究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和肤浅层次上”(2)“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主要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要求从西方哲学引进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而为中国现实所必需的两种精神:肇始于古希腊哲学而发扬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贯穿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以个体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自由意志为标志的‘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 (3)“为了起到上述任何哲学都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国的西方哲学必须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引进西方哲学不是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更不是引进一个反面教员供批判,而是要让人看到、认识到、领会到、理解到‘这就是西方哲学’,即原原本本的、地地道道的西方哲学。它应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立并存,从而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促进新世纪我国哲学的繁荣。”(4)“引进西方哲学,要以开放的精神,排除急功近利的心态,超出肤浅表面,走学术化的道路。”

  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源远流长,它是在古希腊文化土壤中培育和生长起来的。它最初浮现在不追求实用而以认识图形自身(如非各种经验的三角形自身)为目的的几何学研究中。但它只是在古希腊哲学的传统中,经过好几代人的沉思和争论,才获得了它应有的规定和形式。它起始于巴门尼德,在苏格拉底、特别是柏拉图那里得到很大的发展,在集前人之大成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定型并得到了全面的论述。这就是:(1)求知是人的天性,而一切知识中最高级的知识是非功利的,追求它不是因为它有用,不是为了把它当作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而是因为这种知识本身就是目的;(2)这种知识不是关于感性界事物的,而是关于感性界事物的共性的,像苏格拉底的美自身或善自身等事物的自身,柏拉图的一类同名事物的“相”(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质、本体等;(3)这种知识是通过理性思维而得到的最抽象、最普遍的知识,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知识,它必须是真的(真知识,即真理),而不是假的(假知识,即妄说),但它的真或假不能像事实的知识即科学知识那样必须和可能通过事实来检验,而是只能通过逻辑的分析和推论,运用逻辑的标准来判定和论证;(4)这种为真理而真理的求知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愉悦的、自满自足的、自由自在的活动。古希腊哲学的这种非功利地追求真理、即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贯穿在后来西方的哲学和科学之中,推动了哲学、逻辑学和科学的发展,成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主要精神之一。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这种精神得到了高度的体现和意义重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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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是我进入古稀之际,在我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进程中,柳暗花明,悄然出现了某种新的景象。这就是从过去只把德国古典哲学作为理性哲学来研究,转向于注意它自身内在的与理性主义相矛盾的非理性主义、即意志主义的因素;再就是从过去只研究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理性哲学的逻辑进程,转向注意到与它差不多同时出现的非理性哲学——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以及它们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进程中出现的这一新的转折和新的视野,其实是在更高的形态或阶段上向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恩师们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时的思想状态的一种回复。只不过那时我把曾经迷恋过的叔本华、尼采哲学当作纯粹非理性主义哲学而原封不动地放置在一边,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它的对立面、我认为是纯粹理性主义哲学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去了而已。这也许是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暗中支配着我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思想进程吧!

  三

  哲学是时代的产儿,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反映、精华或结晶。因此,对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应当而且必须从当前中国的现实及其在未来世纪的发展趋势出发。

  总之,“21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将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将有在传统的基础上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产生出适应中国现实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自觉反映时代变革精神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内容和形式的革新,向着既超越中国哲学,又超越西方哲学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进。”

  自由的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提出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正是建立在自由民和奴隶的划分之上:在这些城邦里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有一定的发展,但奴隶所能从事的是不自由的奴隶劳动,只有自由民才能进行个体的独立自主的劳动和政治文化等等的活动,自由的价值、可贵和高贵可想而知。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意志的自由选择就已经作为道德责任的前提加以讨论了。在他以后,无论是伊壁鸠鲁派还是与之对立的斯多亚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北京会议后,我对《感言》的思想进行了再反思,主要是关于我提出的要从西方哲学引进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而为中国现实所必须的“两种精神”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

  

  哲学是历史现实和时代精神的反映。因此,文章首先论述了:当前中国的现实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转型,这个转型意味着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21世纪将是这一转型逐渐实现的世纪。与此相应,负起实现这一转型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中国人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经历巨大的变化:摆脱对自然界和对建立在个人之间统治与服从关系上的共同体的依赖,成为独立的、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与他人平等的、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并向着从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的支配下获得解放,成为他自己作为人的主人的方向迈进。这就是21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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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时期。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不再可能是一种地方性或区域性的经济,而是一种开放性的、作为全球性经济体系之有机组成部分的商品经济。因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突破过去长期以来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带来的狭隘眼界和封闭心理,参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相互碰撞、交融、互补的全球趋势,大力吸取全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时代任务。就西方哲学而言,不仅反映西方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和商品经济走向全球性经济时期的时代精神的近现代西方哲学,而且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自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都是我们应当引进、研究、借鉴和吸取的。而德国古典哲学则是以往西方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我们必须借助于对这个阶段哲学发展规律的研究,来理解以往哲学发展诸阶段的规律性,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德国古典哲学在这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是明显的。

  在这里,我有必要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类经济生活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大形态或三个阶段,以及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的思想,来理解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质内容。

  登高望远,探幽析微。在人生阅历迈向古稀之年时,我已身处21世纪即将来临的氛围中,不禁思绪起伏,前瞻后顾,左思右想,憧憬着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前景,竟欣然命笔,写下了《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一文(载《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此文从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的历史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出发,系统地探讨了未来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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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但是,在歙县会议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引起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却始终在我脑际盘旋,挥之不去。经过反复深入的思考,我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相对于我们的主观需要或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它有什么用?歙县会议上提出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用”。从这种“用”出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西方哲学本身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某种曲解。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反对谈什么“用”而主张引进西方哲学就是要让人看到、了解到“这就是西方哲学”的理由。但是,更深入地考虑,“有什么用”还可以有另一种含义,那就是(2)西方哲学本身的本性或根本特性所决定的它本身固有的“作用”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不能回避而应加以正视和回答的问题了。在我看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经过将近一年的苦苦思索和探寻,我才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答案。

杨祖陶 (进入专栏)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生活中分别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传统的现代化、学术的开放化和理论的现实化问题,而它们各自所要克服的分别是故步自封的惰性、不求甚解的浮躁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从现在起到21世纪,将是这三种哲学传统根据各自的特点来适应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通过自我更新和相互比较相互吸收而发展自身的时代。未来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前景将是一个多元并立而又交相融合的局面,这三种哲学传统将会独立并存,同时又相互渗透,并通过相互作用而促进彼此发展。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一种哲学中运用、移植另一种哲学的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

  当然,在我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进程中出现这样的转折也是由于一种外在的机缘引起的。因为这时以叔本华、尼采为源头和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或意志主义哲学又一度成为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而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深思。1996年适逢隆重纪念武汉大学哲学系重建40周年,哲学学院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如出版特刊——《珞珈哲学论坛》,我作为一个迟到者提交了《初到珞珈山》和即将问世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序两篇文章。在系庆中,还有一个影响较大的活动,即由段德智副院长主持的“资深教授系列讲座”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听众(这里必须说明,资深教授是当时的一般性称谓与后来评定的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完全不是一回事)。继江天骥、萧箑父先生之后,我作了《德国近代哲学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问题》的学术报告。我曾经授课的77届学生、系庆归来的一个校友深情地说,“杨老师还是只拿一个卡片、凭借特有的逻辑魅力环环相扣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我彷佛又回到了当年的课堂。”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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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我国现实中有哪些哲学传统或传统哲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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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正需要加倍努力和大步前进时,却面临着一个极大的思想障碍急需首先排除,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德国古典哲学所受到的冷落与漠视。“古典哲学还有什么意思”、“康德黑格尔还有什么研究头”,诸如此类的议论可以说不绝于耳。十年浩劫过去后,由于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的需要,为了把中断了近30年之久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较快地恢复起来,改变历史造成的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现状知之不多或某些方面甚至无知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现代西方哲学在这时成为西方哲学研究中的热点,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则相对地受到冷落。但是这种冷落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有其合理性,而从理论的角度看未必是合理的,因为它自觉不自觉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德国古典哲学已过时了,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了”——是错误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德国古典哲学至今仍然保持着十足的价值和意义,对它的进一步引进和研究仍然是我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是由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创造的,但他们并不能凭空创造,而只能在先前的哲学家留传给他们的哲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或者说,只能在哲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创造。

  在学术报告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索、推敲、修改和补充所撰写的《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内容包括七个方面、约15000字,正式发表于《哲学研究》1988年第3期。这七个方面是:(1)西欧近代理性哲学的兴起和衰落;(2)休谟怀疑论对未来哲学发展的双重启示;(3)康德哲学作为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共同源头;(4)费希特哲学和谢林哲学作为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发育的共同环节;(5)黑格尔哲学和叔本华哲学作为从康德哲学经过费希特到谢林的哲学发展的结果;(6)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两大对立思潮在内容上的重合、交叉和互补;(7)在系统研究中扬弃。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哲学研究》编辑部在该期的《编后语》中对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评价:“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哲学史研究,至今仍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以理性和非理性为线索,对西方近现代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大思潮的孕育、形成 、发展和对立,以及如何在研究中扬弃这个对立,重新作了系统考察,是一篇很有思想深度的论文;在研究态度和方法上也具有启发意义。”

  

  我国现实中正在发生着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这个结合意味着创造一个全新的事物,它不仅是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观念和宏伟的实践目标,正在指导着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动乃至全部实践活动。由此可见,这一转型是我国现实中本质的东西,抓住它也就把握了我国现实及其在21世纪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和命脉。

  1998年10月,为了纪念标志着吹响西方哲学拔乱反正号角的1978年的“芜湖会议”召开20周年,在安徽歙县举行了全国西方哲学研讨会。会议围绕着引进西方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引进西方哲学决不是引进一个供我们中国人批判或否定的对象。但在引进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用、是为了什么目的这个问题上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如认为有助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批判的武器,甚至培育真正的宗教精神等等。我当时在大会的发言中,可以说是力排众议,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引进西方哲学不能像过去那样是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是为了让人看到、了解到“这就是西方哲学”,即西方哲学本身,所以我们应当引进的西方哲学不是改造过的,而是原原本本的;不是不伦不类的,而是货真价实的;不是移花接木的,而是地地道道的。正因为如此,就应当保持西方哲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正确看待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正如我前面在《21世纪的中国哲学前景展望》一文中所说的,这三种哲学在新世纪里“将会独立并存,同时又相互渗透,并通过相互作用而促进彼此发展”。

  我们同样可以说,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是指在行动上追求自由,它不是把这种追求作为能够获得什么利益或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是为了自由本身,因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不过这种精神的内容,比起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来,要复杂深刻得多,它涉及到人的活动的方方面面和人类历史即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且,这种精神作为一种原则,本身就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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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最后讨论的问题是:哲学传统的自我批判和发展更新只有在不同哲学流派、观点的“百家争鸣”中进行和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它只有在鼓励最大限度的百家学术争鸣和同百家的学术争鸣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其对百家的“指导作用”和在百家中的“主体地位”。而当它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辩证发展时,它也就真正实现了它应有的“指导作用”和“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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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转型首先意味着从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极不发展、自然经济仍占优势的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其次意味着从初级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向较发达的、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的转型。这后一转型在逻辑上后于前一转型,但在实际中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既是前一转型的起点和条件,因而这两个转型过程就是交织结合在一起而同时并进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需要克服许多实质性的矛盾,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因而作为新质事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建立起来的,可能需要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且即便建立起来了,也还需要很长时间来不断完善它,使之成熟和达到更高水平,并在新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发展和扩张。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为自身向产品经济的质的飞跃做好量变的积累就更难预测了。因此决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成之时,就是开始实行产品经济之日。21世纪对我国来说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纪,它要发展出作为产品经济前提的各种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接着讨论了面对转型的历史现实,我国现有三种哲学传统各自存在和应加以解决的问题。(1)源源流长的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克服固步自封的惰性而促进自身的转型、即传统的“现代化”问题。(2)传入中国近百年的西方哲学如何克服急功近利和不求甚解的浮躁心理而更加学术化和开放化、即研究的“学术化”问题。(3)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克服教条主义的束缚而适应现实力求有内容上创新发展、即理论的“现实化”问题。在21世纪里,“这三种哲学传统将会独立并存,同时又相互渗透,并通过相互作用而促进彼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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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古典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就不像对于其他现代西方哲学那样仅仅是源头、土壤和背景,而是它产生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和理论来源。我们知道,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了彻底解决主客体的矛盾,哲学必须以什么为出发点。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以其逻辑的必然性,把所要追求的出发点一个推翻一个而同时又一个传承一个地向前推进——从有某种能动性的主体和不可知的客体(康德)出发,到绝对能动的自我(费希特),到主体和客体绝对同一的精神(谢林),到具有能动地产生主客区别和克服这种区别而回复到自身的潜能的精神(黑格尔),到以自然为基础的感性的人(费尔巴哈),最后到在历史中行动着、实践着、劳动着的人(马克思)。而马克思不同于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充分地意识到了和足够地理解到了这种进展的逻辑的必然性并立即自觉地、大无畏地担当起这样一个空前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打碎德国古典哲学坚硬的外壳,检验其全部内容,从而批判地继承和独立地发展其蕴含着的所有合理内核,创造出了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崭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结论和最后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逻辑的连贯性和自觉的批判继承性,正是它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性的特点和优点。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产生、本质和特征而言,是一种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因而也扬弃了古典西方哲学的最初的现代西方哲学,而这也就决定了,只有理解了德国古典哲学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质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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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推向更高级的阶段和更深入的层次,我们迫切需要真正走学术化的道路,准备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例如,许多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尚无译本的需要着手翻译;已有的译本,有的需要根据德文原版或校订新版重新翻译,并逐步译编出版所有重要代表人物的著作全集;要以开放的心态引进和翻译出版国外研究德国古典哲学重要著作的名著;要沉下心来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独立的研究,写出一份份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著,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出我们自己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名著;形成我们自己的能立于国际同类研究机构之林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心,让中国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2l世纪后期真正走向世界。

  1.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传统。中国哲学产生和发展于自然经济阶段,它是古代的和封建社会的理论形态,反映着属于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的时代精神。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作为这种哲学的现实基础的自然经济正在消亡,因此这种哲学从总体上说已属过去。但是,由于它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已深深地溶于民族的血液之中,并长期支撑着中华文明的脊梁,作为这样的哲学传统,它就不仅只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而且也还具有向前发展更新的能量。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所思考的某些哲学问题 ( 如天人关系、有无关系、名实关系、能所关系、一两关系乃至理欲关系等等 ) 本身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而且在中国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直悟、意会、体验、理解和认识中也包含许多值得珍视的成分,这些都是应当承传下来继续探讨和发挥的。正因为如此,这种哲学传统虽经“五四”以来的种种批判,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如“评法批儒”那样的政治批判,却依然未被中断,而且近年还出现了某种“复兴”的势头。再者,从中国哲学的历史看,它确实具有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因子而进行自我更新的功能和传统,能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改造自身。例如,由先秦和两汉儒学及道家传统与西域传入的佛教思想相融通而演化出来的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从儒学道统中以自我批判的姿态而产生出来的启蒙思想,“五四”时期通过与西方哲学思想相交汇而形成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以及近年来首先在海外兴起,继而在中国大陆思想界产生了相当影响的现代新儒家思想。这些都表明,随着中国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中国传统哲学本身也正在经历着自身的转型。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在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接受现实生活和外来文化因子的挑战以促进自己转型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50年,是旧中国德国古典哲学传入50年的继续和发展。在这20世纪后半个世纪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走过了一条众所周知的“之”’字路:文化革命前的相对兴盛,文化革命中的全面中断,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前进。不容置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后50年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大大地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半个世纪。但从德国古典哲学的无比丰富的内容和极其深刻的意蕴,从它作为—个整体的无数构成环节,从它作为人类哲学史上一场持续时间最长、展示出—幕幕宏伟场景的哲学革命所隐含的支配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等等来看,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对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一样,不能不说还处在起始的或初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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