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权力状态下的道德畸变

日期:2019-10-17编辑作者:媒体合作

  这位欺负人的张延生大概是我有记忆以来看到的最缺德的人了。“缺德”是一种道德状态,而一个人的道德状态又直接起因于社会文化的浸淫,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意义,但是,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看不到这种意义的,所以,张延生就作为一个单纯的有性格缺陷的顽劣孩童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没有成为我对社会形成见解的条件。这种条件是我到陕北插队经历过一系列个人或者说社会事件以后才进一步获得的,我已经在一些文章中述及,此不赘言。

  老红卫兵思潮的核心,是贯彻以家庭出身为中心的阶级路线,把血缘认同作为阶级认同的根据,标榜干部子弟从小就饱受革命教育的“自来红”,表现了“天然接班人”的政治特权意识。如早期红卫兵文告中所称:“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看成分”;“我们纯纯粹粹是无产阶级的血统,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后一代……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握。”[2]

  

另外,还应注意:造反派做的就是造反派做的,保守派干的就是保守派干的,不能含混其词,更不能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但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此类含混其词的问题很常见。譬如老舍之死,就很有必要搞清楚。老舍自杀前,曾遭到红卫兵猛烈的批斗殴打,一些相关的回忆文章,大都将这些红卫兵称作“造反派”,如老作家浩然说:“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但根据一位当日参与批斗老舍的女红卫兵的回忆,这些红卫兵未必是造反派,更有可能是保守派。这位女红卫兵在接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作者傅光明的采访时,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而仅以“她”指代。据“她”回忆:

  1.我想说什么?

  为了规范红卫兵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一些造反早“牌子硬”的红卫兵组成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最著名的是西城区分队,简称“西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结语

  当那位给儿子带来巨大政治遗产的将军逝世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哀乐低回,播音员语音沉痛,试图让全国人民一起悲痛起来,我作为人民中的一员也很想让自己悲痛,最好眼睛里再浸润出一些泪水,以显示忠诚,但是无用——人的感情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直接听命于我们的心灵,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我的眼睛干涩着,心里想的事情也和电视画面没有任何关系:此时此刻,我的那些作为普通民众的同学活得怎样呢?结果我看到,他们像大多数“享受改革成果”的人那样挣扎在生活的煎熬之中:为了从陕北调回北京,举全家之力(这里指的是知青在北京的家,即他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凑钱给大大小小权力者行贿,有的女孩子为此失去了贞操;回北京以后没有住房,就在父母亲房屋前的“地震棚”里栖身;他们有的在街道工厂工作,收入微薄,仅能糊口,工厂解散,这些人就成为了没有职业没有收入的人,靠趸卖针头线脑维持生计;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突然由于改制而下岗,也落到相同境地……我想他们面对将军逝世也不会有什么心思落泪,因为将军是死是活对于他们不是什么很要紧的事情,或者换一句话从反面说:如果把将军的儿子拉到事情中来,他们就更没有理由落泪了。人民不傻,他们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深刻作用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全都知道,他们只是不说罢了。

  

  

文革伊始,中央领导层乃至绝大多数地方省、市领导,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当时在地方工作的吴德也回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当时确实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文革最终会对国家的整个官僚体系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多以为这场运动将沿袭此前“反右”的逻辑。在这样一种认知下,北京首先兴起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地方省、市、区学校也由党组织出面组织起各种“官办红卫兵”,其造反对象,大致与“反右”相似。校长、教师等知识分子成为这些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

  那么,我要说的道德指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来,道德是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如何看世界和看自己,并进而决定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如果我们认可这种简单概括,那么,我们就可以对道德做进一步解说,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从外往里说,即把人置放在社会舞台上,对人的心灵和行为进行道德审视;另一种是从里往外说,即深入人的心灵,考察人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的道德态度。当然也可以认为这两种说法区别不大,但是,就做文章应当尽可能严谨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们各自侧重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

  在“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依仗国家专政机器的力量,对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牛鬼蛇神”和所谓的“阶级敌人”们,采取了激烈的“革命行动”,凌辱、打骂、批斗、甚至虐杀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们。红卫兵的这些暴虐行为,得到了中央媒体的支持和宣传,掀起了“文革”的第一个血腥的高潮。有的地方借助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势,有意地怂恿、鼓励,甚至组织了对“牛鬼蛇神”采取“革命行动”。北京市大兴县一些公社对四类分子进行集体屠杀,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在8、9月间,在首都北京打死1772人。被驱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7]

  

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班学生王祖锷,是当年四中造反派的一员。他在回忆文章《为争取平等而斗争》中,对自己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经历颇感自豪:

  我准备选择后者,即“考察人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的道德态度”。

  文化大革命最显著的标志,无疑是亿万群众参加的革命造反运动了。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亲自发动起了红卫兵运动。各地青少年学生一哄而起,纷纷成立名称各异的红卫兵组织,充当了革命造反的突击队。早期红卫兵是以“红五类”为自己的组织标识,把家庭出身作为与生俱来的革命胎记,从而把贯彻阶级路线推到了更为狭隘的极端。红卫兵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公然打出了血统论的旗帜,侮辱打骂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冲到社会上,殴打甚至虐杀“牛鬼蛇神”,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破四旧”风暴,为这场运动首先涂抹上了血腥的底色。

   采访日期:2017年2月8日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红卫兵和‘西纠’等群众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8月25日,北京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不久相继成立了东城分队、海淀分队等。它们‘纠察’谁呢?纠察红卫兵。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西纠’还受周恩来重托,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的宅邸的安全。老红卫兵和‘西纠’等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大动乱的年代:“文革”十年动乱史》,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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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搅得周天寒彻”的革命中,几千年专制主义文化的沉渣泛起,血缘文化泛滥一时,并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标识。一些青少年学生堂而皇之地把“血统论”抬了出来,把中世纪的裹脚布当作革命的旗帜到处挥舞,形成了红卫兵“横扫一切”的风暴。同时,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绝对权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峰。“万寿无疆”的全民敬祝、“献忠心”的万众供奉、“誓死捍卫”的热血愚忠……这些都让人们看到皇权专制时代的回光返照。被革命打倒的对象,又在革命中成了革命的膜拜物。旧时代的阴魂附体在革命后代身上,发作出了新时代的癫狂,践踏了人类文明价值。也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出现了革命的“内卷化”,成为了结束革命的一场革命。

   采访组:您是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请问您和习近平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这样一种教育,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塑造了一代青年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操,这种情操同时又与景仰革命和造反,崇尚斗争哲学,狂热崇拜领袖等性格、心理特征结合在一起;二是建筑在人道、人性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观,被建筑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新道德观所取代,当时存在于中小学生当中最典型的一个道德困境就是:在公共汽车上为一位老人让座时,安知他是不是阶级敌人?红卫兵运动,使前者的理想主义与后者的新道德观得以充分结合到一起后,终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性。缺乏现代公民教育,未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是红卫兵运动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教训。

  社会现实像严厉的教师那样继续教育懵懂无知的我们:张延生回北京以后马上参军,很快就被提干了,据说后来升至团长。恰巧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开始改革开放,不知道必然还是偶然,张延生适时转业,到一家中型国有企业当了党委副书记。改革开放意味着社会体制剧烈变动,意味着利益群体的大规模调整,这样,张延生当领导的那家工厂就改制了,改制的结果是,张延生成了这家企业的法人。尝到甜头的人认为改制很好,于是再次改制,这次,这家国有企业由国家所有变为了张延生私人所有,张延生名正言顺地成了老板。成为老板的张延生自有老板的气度和眼光,他适时决定在电信和房地产业扩张,据说目前在海内外已经拥有数百亿资产……一句话,这个曾经很“缺德”的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凭借着父亲的政治遗产获得了资本,资本又使他进一步获得操纵地方政府乃至于国家权力的力量,赢者通吃,无所不能,最终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精英,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就像所有伟大人物那样,我们前面从张延生身上感受到的那种道德状态被刺目的光芒完全遮掩了。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与“血统论”思潮的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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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那噩梦般的经历,聊以慰藉的是,在‘阶级斗争’最狂热的时期,作为群众组织‘新四中公社’的创始者之一,我与那些血统不那么‘高贵’的学友们一起,曾奋力追求平等。……毛泽东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初,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在‘四清’运动前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按照惯性思维,人们认定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子女们。……‘四清’运动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路线也贯彻得越来越严格。凡出身不好的人都会被直截了当地告知,不要幻想参军人伍;不要期望上名牌大学,报某某专业;不要企图留城工作;更别妄想进大机关和科研机构……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还是不满足,终于公开举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大旗,分明要把‘有成分论’铁定为‘唯成分论’,把‘黑五类’子女们称为‘狗崽子’,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出身于军队技术干部的家庭,虽不在‘狗崽子’之列,但我对这一套从内心很反感。……‘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人们终于闻到春天的气息。特别是‘黑五类’子女感到压力减轻,甚至有了某种解放感。我的同学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开始行动起来。…… 可以说,‘新四中公社’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四中校园的政治格局和氛围,‘血统论’几乎没有市场,那些‘高贵者’不再称王称霸,许多‘黑五类’子弟挣脱精神枷锁,成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显示了独特的才华与智慧。……回首往事,在那血与火的年代,我们凭满腔热情,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联书店)

  前面说过,我所在的班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混杂,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这就是干部子弟处于绝对优势,平民子弟处于绝对劣势,总是挨欺负。我们入学的时候,从上个年级留级溜下来一个溜肩膀、下巴上有很多青春痘的家伙(下面我以张延生作为代称)。张延生的父亲是一位赫赫有名、战功卓著的将军,但是他的这个儿子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张延生掌握用舌头弹出唾沫的绝招,自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天起,他就怀着极大快感把唾沫弹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如果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就会招致追打,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对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家伙敬而远之。我们班还有一个姓李的同学(下面我以李忠厚作为代称),老实得实在太过分了,很不幸地被安排坐在张延生前面,上课的时候,张延生经常把痰吐在他后背上,把鼻涕抹在他脑袋上和肩膀上,奇怪的是这位李忠厚从来不做反抗,李忠厚直板板坐着,一动不动,这愈发刺激了张延生的兽性,所以李忠厚身上总是粘粘连连很多肮脏的东西。

  “血统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十七年阶级路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畸形发展的自然结果。在“文革”前,虽然学校的阶级路线越来越左,但还是有一定政策边界的。在给干部子弟优先权的同时,也教育他们不要背上“自来红”的包袱;在给出身不好的学生设置种种发展障碍的同时,也劝慰他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要他们相信党的给出路的政策。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政治策略:既让这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能够认同这个阶级-政治谱系,又不让他们真正得到政治归属;让他们因出身问题自惭形秽,又不至于毫无希望而自暴自弃敌视社会,让他们看到改造的希望,永远在自我改造的赎罪过程中。虽然人生的起跑线一开始就是按家庭出身倾斜的,但毕竟还承认了后天努力还有机会。在“重在表现”的政策下,一些学习好、听话但出身不这么光鲜的学生,也受到了老师的青睐,成了学生干部。这让一些干部子弟很不服气。“文革”一开始,北京清华附中等学校的干部子弟就认为学校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要求贯彻阶级路线,要把他们的优先权上升为独占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造反要求还得到了有相当职务的领导干部和父母的支持,视为“自己的娃”的应有权利,有的家长还给他们出谋划策。[3]

  

不可否认,王祖锷当年对不平等的感受是真切的。但这种不平等,并非自“血统论”大旗出现后才有,而是历次阶级斗争日积月累的结果,“血统论”不过是将其推向了高潮而已——1967年元旦,北京“老红卫兵”曾以“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全国通告,将他们的组织路线规定为:“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干部子弟组成;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等级之森严跃然纸上。这种等级刺激,最终使许多寒门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多年来一直坚持相信: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此外,对造反派红卫兵而言,因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等政策,披露自己的身份还存在给自己的生活招来麻烦的可能,这也是一些造反派红卫兵不愿意出来道歉的原因。)

  半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延生的父亲被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公社突然接待了两个据说是“中央军委”派来的人,要把张延生调回北京。权力对于更大的权力总是充满了畏惧,想方设法逢迎,陪同“中央军委的人”来到公社的县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或者县长)唯唯诺诺,平时威风八面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在张延生面前竟然就像是一个孙子。

  早期红卫兵以血缘-政治认同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按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指导思想,重新提出了一套新的阶级-血缘谱系,作为政治认同的归属标识。老红卫兵自诩是由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烈士的子弟们组成的“红五类”革命组织。其组织的特点是:一、血缘自闭性和政治排他性。出身黑五类的,出身不好的同学,是自来黑的“狗崽子”,没有参加运动的资格,不能加入红卫兵。店员、职员、医生、教师、知识分子等家庭出身的,属于半黑不黑的灰色系列,只能做“红外围”(也有称“红战友”等)。二、组织内部的血缘政治的等级性。早期的红卫兵组织中,真正的工农子弟为数很少,起主要作用的是“红三类”干部子弟。当时的干部子弟的范畴,对父辈的革命资历是有要求的。北京的老干部多,干部子弟是指父辈在抗战胜利前参加革命的,高干子弟指父辈在副部级以上的。老子的革命资历、级别、职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在红卫兵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陶海粟  

但中央文革既然以“打倒走资派”为号召,势必冲击到在位的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西纠”这类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被抛弃,造反派红卫兵获得支持并迅速取得在红卫兵运动中的主角地位,是必然的事情。以北京四中为例,文革开始后,学校内的高干子弟、工农兵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都成立了自己红卫兵组织,分别是“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前者属于保守派,后两者属于造反派。1966年10月份之前,“老兵派”在四中占据着绝对上风。但随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老兵派”被抛弃,“四四派”和“四三派”开始崛起。

  当时,“血统论”还有很大市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飘拂在所有机关、厂矿和学校的大字报专栏上。我所在的学校用现在的话说是“贵族学校”,即以干部子弟为对象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在北京有好几所),我考初中的1965年,不知道为什么,国家突然决定也招收平民子弟入学,这样,我就十分幸运地成为了这所基础设施很好教育质量很好的学校的学生。贵族生活和平民生活即使在困难年代也有巨大差别,当小轿车每天清晨鱼贯而入,把贵族子弟(大部分是国家领导人的子女)送进校门的时候,因为穷困而买不起两块钱一张汽车月票要步行很远路程上学的平民子弟,只能胆怯地贴在墙上看着那些志得意满的家伙们蹦蹦跳跳先行进入教室。

  从理论上讲,“血统论”作为阶级路线的极端化结果,有着共产革命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文化基因。“血统论”的理论旗帜来自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名言:“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5]毛泽东在1937年的这段语录,历来被作为对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人们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根据。在中共掌握政权后,这个“阶级的烙印”越打越重,越追越远,成为娘胎里带来的原罪,甚至要上查“三代”、“五代”。这种“阶级烙印”的先天性文化,经过“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洗礼,已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文化。老红卫兵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他们只不过是依仗自己家庭出身的优势,把阶级统治的偏褊更向权力世袭方面推进了一步:把阶级属性的先天性固化下来,把家庭影响绝对化,把执政党的政治特权变为领导干部的代际特权,把接班人资格当做自己的天赋权利,这自然就走到了“血统论”。

   到赵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经过县上和公社必要的会议和培训,1974年春节过后,各个工作队就开始进驻各自的大队了。我当时因为县上还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习近平就只身先去了赵家河,那个时候他是二十岁。我过了几天才去。

1966年8月份,北京仍是保守派的天下,造反派不成气候。“她”所透露的“学校文革领导小组”、“被选进领导小组”、“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我们还是纠察队”,这些要素,都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成员的保守派的显著标志。殴打老舍并直接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红卫兵,究竟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许多当事人还健在,想来应该不难弄明白。那种笼统以“造反派”指代所有红卫兵,将所有红卫兵的行为都挂在“造反派”名下的做法,对促进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李忠厚身上永远穿的是只有掏大粪工人才穿的那种暗蓝色再生布工装,头发往往要长到赤发鬼刘唐那样才让妈妈用剪子修剪几下,他的发式往往要被同学们嘲笑和奚落。1967年上半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大概认为折腾得差不多了,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我们又坐回了教室。那时候学校还在被军管(谓之曰“军训”),管理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很好,用自己的津贴给我们买了一把理发推剪,我们就都不到理发店去理发了,李忠厚更是如此。有一次,张延生突然来了兴致,要在李忠厚身上寻开心,给他理发。李忠厚信以为真,很高兴,乖乖坐在了凳子上。张延生像给走资派剃阴阳头那样把李忠厚脑袋左半边的头发全部剃光,然后说推剪坏了,无论如何不再给理另一边了,李忠厚苦苦哀求都没用,最后只得顶着阴阳头坐公共汽车回家。他家在鼓楼附近,距离我们学校有很远的路程,在那个剃阴阳头就意味着是“阶级敌人”的年代,我不知道李忠厚在公共汽车上遭受到了多大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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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反派”红卫兵多强调自己当年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

  张延生插队的地方距离我所在的村子四五里地,所以每逢遇集总是能够看到他。这个人出现在集市上,就像《水浒》里的“大虫”牛二来了一样,卖萝卜、土豆、白菜和水果的老乡都落荒而逃,简直是鸡飞狗跳,张延生和尾随着他的几个更为缺德的知青如入无人之境,随便吃随便拿随便骂人随便打人,俨然这块皇天后土的主人,在这里繁衍了几代几十代几百代的人不过是一些供他们戏耍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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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当时他们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上山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见得太多了。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批判大会,江青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地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经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的主席台上(余当时是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的)。这让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反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了。

二、只有廓清历史真相,才能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平民子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城楼得到毛主席接见,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人群,成为最初的造反者;而出身不好的人则先天有罪,成为了这些人以革命名义欺辱的对象;出身一般的工农子弟也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只能加入所谓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思想出自这个特殊的人群。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执政17年的阶级斗争治国路线恶性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以否定17年的方式把阶级斗争的治国路线推到了极致,内化为党内的路线斗争。这是阶级政治的狭隘性走到极端的结果。毛泽东以领袖的个人权威直接号令群众造反,毁弃了初步建立的尚不完善的国家制度,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党内政争的问题,使革命重新走回了街头政治。文化大革命以群众性造反运动,把革命推到了极端,也把革命神圣光环背后秘不示人的东西完全暴露出来了,让人们看到了这场革命的反人性底色。

  

“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九个成员之一。我在文革前是学生会体育部长,所以文革一开始就被选进领导小组,当时出头露面多一点。但最主要的领导是白乃英,我一般只管管组织站队,喊喊口号什么的。……在石驸马大街,民族宫那边,后来叫158中,现在好像叫鲁迅中学。当时是女中。我记得那年8月21、22号,天气特别热。白乃英说市文联有人打电话来,让我们去造反。她叫我带着人过去、从文联来了两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去的,大约有150人。……我觉得当时的人有理想,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忙忙碌碌;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本来我可以不插队,但坚决要求插队。肯吃苦。可到了社会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太年轻了。我是有代表性的。比我小两三岁的人就更幼稚了。串联回来,对有些事自己有看法了。1966年8月16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还是纠察队(笔者注:“她”的时间记忆有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是在8月18日,第二次是8月31日,女八中所在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也就是“西纠”,成立于8月25日),站在队里特自豪。”(郑实、傅光明编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

  时间容易把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抽象成为某种概念,以至于当我们说到这个事件时候,只能领会到它的抽象意义,显得很干巴,没有了血肉,没有了可以用情感和心灵切实感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非历史的历史记述就变得非常重要。譬如我们说到“反右派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常指的仅仅是历史发展链条中一个冷冰冰的环节,已经不带有人的体温了,反倒是那些亲历者的叙述,让人更直接地触摸到疯狂年代究竟怎样疯狂,触摸到人在专制主义状态下的灵魂挣扎、精神痛苦乃至于心理煎熬。或许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即用文学方式表达对世界观感的人,尽管我对历史学极为敬重,但我从来不满足那些枯燥的历史记述,总想把目光投向人的精神宇宙,观察那里的运动规律和方式,感受和复制“灵魂挣扎、精神痛苦乃至于心理煎熬”,我认为这是没有间隙地进入历史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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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东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多讲少。那时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他们几个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学者徐友渔说,“造反派,是文革中官方和百姓共同认定的,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人。”如此,拒绝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红卫兵,无疑就是“保守派”——“走资派”是文革时期的特殊词汇,全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顾名思义,针对的是文革爆发时仍然在位的那些领导干部。

  

王海光 (进入专栏)  

   第三个共同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掌控的。1972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直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我也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责任不具体,反思固然无从谈起;但若不考虑时代背景,所谓总结历史教训,也只是空话。红卫兵产生的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文革前的学校教育。这一代青年学生,成长于新中国的怀抱,从小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和英雄人物的感召,其所受教育,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一方面,他们大多数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主义又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时学校政治教育的特点,一是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培养大敌当前、勇于斗争的精神,‘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感情’和政治立场。二是将突出政治、提高革命觉悟的教育变为培养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三是在组织措施上,将培养接班人与贯彻‘阶级路线’紧密相连,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血统论’甚嚣尘上。”这三个特点,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一种简单划一、纯而又纯的道德境界和社会模式。这种追求,无疑是一种空想。

  2.看似无关的往事

  在“血统论”者看来,一个人的家庭阶级状况,基本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进而决定了他的政治权利。干部子弟是革命家庭培养出来的新生代,天然是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同辈人中的领导者。从逻辑上说,不给“四类分子”子女应有的人权,和让干部子弟享有特权本来就是同一回儿事。老红卫兵们不过是用孩子的直率打开了这个密门,把父辈的阶级斗争模式复制到同辈之间,更把血缘认同作为阶级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根据,率真而任性地提出了政治接班的垄断要求。

  

“西纠”是老红卫兵组织,其领导成员多为各级党政干部子女;“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是他们立场中的应有之义。其他类似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情形也大致相同。包括“西纠”在内的不少保守派红卫兵,在文革结束后,普遍比较强调当年曾起到过的这种维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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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统论思潮是伴随着恐怖暴力一起登台的。老红卫兵们盲目崇拜革命暴力,渴望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以粗鲁野蛮为革命时尚。他们把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奉为革命的“葵花宝典”,穿着父辈的旧军装,扎着武装带,模仿父辈打土豪的方式投入了“造反”。从早期红卫兵文告中,可以看到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在这些孩子幼稚的心灵中已深深地埋下了阶级仇恨种子,在这场运动的风雨浇灌下,这些早熟的种子开出了仇恨的花果。他们在文告中宣称:你们狗崽子的父母当政时对我们革命子弟是斩草除根,一个不留,“这血海深仇,我们是一笔一笔都要清算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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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追究具体责任的同时,也需要把红卫兵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量

  1966年我15岁,是一个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孩子,我看到的世界完全倾覆了:在毛泽东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指引下,我所在的学校和全国所有学校一样突然沸腾起来,年幼无知的学生成为了造反者,把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和教师押解到审判台上进行批斗,因为国家意识形态认为这些人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人民的敌人。有了这种解释和鼓动,剥夺这些人的人身自由、对他们施予精神虐待和肉体折磨就有了国家意志支持的合法性,因此特别残暴。

  “八·一八”以前出现的早期红卫兵,是由接班人意识最强的干部子弟为主组成的,自称老红卫兵。先天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以革命接班人自诩的特权意识,使这些革命的新生代对阶级与血缘的代际关系情有独钟,有着十分强烈的政治冲动。在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感召下,他们以新生代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自发成立了党团组织之外的组织——红卫兵,最早地投入到批判教育路线的造反之中。“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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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时代背景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施恶者个体的特殊性。红卫兵们固然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每个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其动机未必一致,或出于阶级情感,或出于报复,或出于随大流,或出于纯粹“好玩”……等等不一而足。这种个体特殊性层面的反思,虽然只能依赖于红卫兵本人的理性自觉,但却是整个红卫兵运动反思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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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能代表“血统论”思潮的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最早的起因,是北京大学附中的两个中学生打架的小事。这两个同学,一个是军队干部子弟,父亲是将军,本人身体弱小;一个是出身不好,父亲是著名大右派,但本人身体强壮。弱小者相打不过,就拿强壮者的家庭开骂,贴出了这幅对联。一些干部子弟学生自发成立的红旗战斗小组(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站到出身好的同学一边起哄,要求校方贯彻阶级路线。北大附中工作组认为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制止了他们的幼稚行为。但在毛泽东否定工作组,表态支持青少年学生造反后,情况发生彻底逆转。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狂热地抬出了这幅“对联”,并添加了横批“基本如此”,起名为“鬼见愁”,围绕“对联”掀起了一场大辩论。拥护者呼喊“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公开打出了“血统论”的旗号。“血统论”迅速从北京流传到各地,许多省会城市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纷纷效法,成立了“血统论”红卫兵。

  

红卫兵的公开道歉如此之少,不止是勇气的问题,也不止是缺乏反思精神的问题,更是历史真相的问题。真相不明,责任不清,甚至连现有这些零星的反思与道歉,也会常常面临被曲解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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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激进的青少年学生把文化大革命视为在教育上全面贯彻阶级路线的一场政治运动。他们认为校方不讲阶级路线,不讲政治,重分数轻出身,偏袒学习好但出身一般的同学,要求全面实现“红五类”教育优先的特权,把已经倾斜的教育平台更倾倒偏向他们。随着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兴起,他们把“红五类”家庭出身作为红卫兵的组织原则,公开要求为“红五类”子女,特别是干部子女谋取政治进步的特权,歧视和迫害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形成了“血统论”的思潮。早期红卫兵最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维护“接班人”的政治特权,都带有严重的“血统论”的思想印记。

   陶海粟: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习近平当时只有十八岁,比雷氏兄弟俩分别小四岁和两岁,但他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咋呼张扬。我认识近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刚下乡时曾有过的一段迷茫徘徊阶段,心态比较稳定了。

为什么红卫兵公开道歉者如此之少?

  

  从北京兴起的“红色恐怖”风暴,很快刮到了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的干部子弟公开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8]在中共西北局所在的西安市,干部子弟们还成立了名为“红色恐怖队”的红卫兵组织。

   采访组:当时他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承载着高层特殊的政治使命,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兴与衰,都是高层操纵的结果。譬如:造反派击败保守派,在文革中崛起,固然是因为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他们在1968年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也是中央文革的旨意,造反派“五大领袖”早在文革期间就进了牢房。只有把这些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廓清,红卫兵“提线木偶”的本质才可能被彻底讲清楚,反思也才有可能真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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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海粟:我是1971年从插队的村里被招聘为县上干部的。记得是1972年,我作为县上派驻文安驿公社上文安驿大队的工作队队员,参加了八九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其间,听人说这个公社梁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里,有习仲勋的儿子,还有雷英夫的两个儿子,表现都不错。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传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结识一下他们的。

最能代表这一类红卫兵思想、政治倾向的,是文革初期流传极广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实际上就是红卫兵运动初期泛滥成灾的一种“血统论”思潮。受这种思想倾向的指引,这一类红卫兵,一方面是破坏者,怀抱着浓烈的“接班人意识”,以出身划线,严酷迫害他人,主要集中在文化界、教育界和传统阶级敌人这个范畴;另一方面又是维护者,对现存秩序,主要是官僚体系,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著名党史学者王年一对保守派红卫兵曾起到的“维稳”作用,有过充分的肯定。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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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领导时期,按照“四清”运动的方式,在学校里更加突出强调了阶级路线,让干部子弟担任学生干部和运动积极分子,给他们提供表现的舞台。但那些特权思想严重的干部子弟并不满足,他们要求的不是政策倾斜,而是“自来红”的绝对霸权,因此与工作组发生了冲突。撤销工作组后,老红卫兵的“对联”加上“基本如此”的横批,就是针对“重在表现”的政策来的。[4]

  

一、回顾历史,两类红卫兵都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前几天我还曾经遇到退休了仍旧和老父亲住在一间潮湿低矮住房里的一位同学,一个月拿几百块所谓的“退休金”,不懂事的儿子愤怒于父亲没本事,中学没毕业就离家出走,到广西南宁自己谋生去了,据说已经结了婚,但是他就是不肯跟没本事的父亲联系,“我知道这孩子,他恨我哩!家里穷,他从小就挨人欺负,他恨我……”父亲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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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7年上半年,因为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文革舞台。此后,造反派内部又分化出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大量惨烈的武斗,即发生在这些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如重庆市的大规模武斗,就大部分发生在原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个中原因,造反派领袖之一的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此时,造反派们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为争取平等而斗争”,早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必须对造反派们当年的具体行为,做具体的分析,如此,即不难看出“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样的辩护词,在造反派发起的每场具体武斗中是否契合。这种具体分析,对保守派红卫兵也同样适用。

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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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1、“保守派”红卫兵多强调自己在文革中曾起到理性的“维稳”作用

  张延生插队期间整日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据说吃光了村子里所有的鸡),无恶不作(我听到最缺德的一件事是把大便拉在老百姓的碾盘上,并且用碾轱辘碾压过去),成了远近驰名的人物,公社拿他也莫可奈何。

  撤销工作组后,红卫兵们在学校里首先掀起了一场暴力行为。他们把一些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校领导、老师、职工当作“牛鬼蛇神”,设立“牛棚”关押他们,对他们进行凌辱、打骂、批斗,甚至打人致死。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女中学生们群殴致死,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老红卫兵们不仅斗领导、斗老师,还斗同学,欺辱那些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同学们。正如当时有一副“自来红万岁”的红卫兵对联写道:“想当年前辈斩恶魔打天下,看今朝后代镇妖崽保江山。”打骂欺辱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家庭出身的炫耀,还有继承革命事业的自豪,表现出在同龄人中“拔份”的革命张扬。

   从那以后,尽管交通和电话都很不方便,我和他们还是尽可能保持着联系。有机会时,我会到梁家河看他们,他们到县里办事,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那时业余生活非常贫乏,我和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有这么几个:一是听他们讲他们父辈的故事。例如有一次,习近平对我们讲起解放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故事。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内地的经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这类故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深深的爱戴之情。

前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自我辩护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辩护遮蔽不了最要害的问题: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都曾对社会有过巨大的破坏作用,盲目“破四旧”对文化的摧毁不可估量,随意打人、遍地武斗死伤者不计其数……这些恶果,不光造反派有责,保守派也有份。要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关键在于廓清历史真相,将历史责任具体化。

  听了同学的倾诉,我很难过,不是难过同学的处境,而是难过同学的孩子完全错怪了他那个伟大的父亲。试问,有哪一代人像他父亲那样为这个国家做出过如此巨大的牺牲?他们在自己行将结束的一生中,用枯瘦的肩膀几乎承担了国家错误和权力罪恶酿成的一切社会后果,他们比所有人都努力奋斗过,却最终没有挣脱命运的安排——具体说来是张延生这样的人对于他们人生命运的安排——你能责怪他们无能吗?你能责怪他们没有驾驭时代、活得太窝囊太老实吗?如果我能够见到这个孩子,我一定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别怪你父亲,孩子,无论你遭遇过什么,你都别怪他。”我不知道孩子能否听懂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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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一则文革红卫兵在媒体上登广告道歉的新闻,引发了网络热议。许多网友在赞赏此举的同时,也感叹这样的道歉实在太少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文革过去了半个世纪,道歉的红卫兵却如此之少?

  

  红卫兵建立的阶级-血缘谱系,是建立在执政党的阶级-政治谱系基础上的“否定之否定”。这是在革命接班人资格排序上的等级制,奉行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政治血统逻辑。“红五类”是革命的,“灰五类”的可以团结的对象,“黑五类”是敌对的。在“红五类”中,又有三六九等。其核心是“红三类”,尤其以军队干部子弟最吃香。父辈的官职大小又是与子女的接班人资格相联系的。“灰五类”是“红五类”的主要排斥对象,“红五类”贬低他们的政治地位。而“黑五类”队伍迅速扩大,在地、富、反、坏、右之上又增加了两个新成员——资本家和“黑帮”,成为了“黑七类”。资本家在五星国旗上的星座是民族资产阶级,“黑帮”更是品流复杂,既有“反动学术权威”,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叛徒、特务等等。因为划分类别不同,又有“黑九类”等称谓。这个阶级-血缘谱系比之阶级-政治谱系,不仅更加狭隘、封闭、专横,而且划分标准也更混乱、更缺乏逻辑,非常粗略和随意。

  

谈红卫兵的道歉问题,需要先明确:红卫兵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其内部存在着许多思想、立场乃至行为迥异的派别。大而论之,一般被区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两种类型。因为历史的复杂性,这两派红卫兵都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些为当年行为辩护的理由。这是文革以后,很少会有红卫兵主动反思、主动道歉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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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血缘文化的泛滥

  

1、要明确具体是谁的责任,就不能含糊其词甚至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我前面说到的那个总是被张延生欺负的李忠厚现在怎样了呢?没有人知道,我听到很多零星的传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73年下半年,我当了县团委书记。几个月之后,延川县委开始酝酿筹备,计划继1972年对部分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在来年开展第二批活动,抽调县社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到另一批大队去蹲点整顿。当时的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是县委安排的第二批预定进驻的大队之一。因为赵家河原来就是我们县团委蹲点的大队,所以县里让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我被任命为队长,还需要一个队员,这个队员可以是脱产干部,也可以是不脱产干部。这时我又想到了习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大队开展工作。习近平说:“我还是团员,不是党员。”我跟他说:“没关系,县上并没要求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党员。”他又很实在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我说:“没问题,我是队长,出了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1968年年底,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于是全国数千万中学毕业生就像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生物那样毫无选择地被驱赶到了农村,李忠厚的落脚地和我一样也是陕北,不过不在一个村子,距离大概有十几公里,我在公社机关所在地,而他则在一个偏远的山沟沟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将军的儿子张延生也到陕北插队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将军受到了冲击,暂时无力为儿子安排比插队更好的前程。

  

  这是怎样一个“特殊的人群”呢?我亲眼看到他们把课桌堆放到学校操场上用火点燃,亲眼看到他们在批斗会上用桌子腿殴打老师,我还亲眼看到当时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把用火碱勾兑成的浆糊兜头浇在一位据说解放前是资本家的工友脑袋上,工友惨叫一声跌倒在地,脑袋瞬间就肿胀成了冬瓜,这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又把紫药水浇在老人的头上,把老人弄成了令人恐怖的妖精;寒冬腊月,被关押的工友冷得不行,他们就用棍棒把工友杵到开水锅炉底下,捅开了水龙头,工友发出非人般的惨叫,痉挛着死去了。这件事在北京影响很大,后来还把墙壁上用红色油漆书写“红色恐怖万岁”标语的“看守所”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进行展览,但是我没有印象那位制造暴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受到了追究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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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眼巴巴看着军用吉普车载着张延生绝尘而去的时候,我们这些不断被教导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人才突然醒悟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我们所认同的那种常理在运转,它有不同的机理,不同的动力,不同的形态……留在我记忆中的孩童事件开始被充塞进社会学内容,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我的“我”作为主体意识在这个过程中逐步从无形走向有形,再加之个人遇到的事件,我才下决心当一个作家……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都是在类似情况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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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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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对象:陶海粟,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段家圪塔大队插队,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兼中国公司董事。

   三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的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但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的《世界通史》时,议论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地大谈“锤子阿炳”这个人物,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点儿什么,做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们那些“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

   有一天我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他们三个正好都在。当时,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部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没走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我进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党宣言》打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的签名。当时我暗自称奇,心想“共产党的干部里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我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工作方面考虑,我们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给县团委的整顿大队工作搞得好一些,我了解习近平的为人和见识,相信他能胜任。第二是从他个人方面考虑,我非常想给他创造一个“锥处囊中”的机会。因为创造条件使他发挥才干,才能让县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推荐上大学或是当干部,机会都会更大些。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语言。

  

   陶海粟: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1973年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县团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刘云清说:“可不敢!(陕北方言,意为“可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成分”都是由过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但祖辈的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县团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如果县团委干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

   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也不是怀抱“防修反修”、把自己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农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己,没有其他路可走。习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为当时少管所人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榕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里关着,丧失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脱。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是军事院校的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报名参军,当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另外还有十几个北京工厂的招工名额,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了。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受苦人”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敞开了心扉。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因此,虽然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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