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尧交通肇事案三大焦点问题解读,理性看待

日期:2019-12-16编辑作者:司法动态

理性看待醉驾的出罪与免刑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就醉酒驾驶明确规定, “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通报认为,毛志尧交通肇事案一审判决免予刑事处罚明显过轻,已责成定西市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要求依法纠正原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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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就醉酒驾驶明确规定,“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此,社会各界就醉驾入罪条件又进行了一轮激烈争辩。笔者认为需要对此予以理性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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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西县人民法院发布通报称,法院于2019年1月26日启动了对毛志尧交通肇事案的评查工作。根据评查结果,决定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

朱慧卿绘

由于刑法第133条关于危险驾驶罪规定中,第1款第1项的追逐竞驶和第2项的醉酒驾驶立法表述存在区别,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醉酒驾驶行为入罪标准有着不同的认识,即醉驾是一律入刑,还是应当有所区别。《指导意见》的发布,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这一争议进行回应,意味着即使符合规定的醉驾标准,也有可能不作犯罪处理,或者在情节轻微的情形下可以免予刑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就醉酒驾驶明确规定,“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此,社会各界就醉驾入罪条件又进行了一轮激烈争辩。笔者认为需要对此予以理性看待。

● 自首情节一般最多可在基准刑基础上减少40%,取得被害人方谅解一般减少20%,从这个角度来说,法院判决缓刑或者拘役是有可能的,但免予刑事处罚,则突破了法定量刑的下限,有违立法本意,背离了立法宗旨

嫌疑人完成30小时社区服务后,浙江瑞安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2011年刑法修正案生效实施之初,公安机关对醉驾行为采取的是一律入刑的态度,从实践反馈的情形来看,该做法确实改善了醉驾情况,各地醉酒驾驶率大大降低。但不少学者认为,不考虑案件的具体情节,不加区分地将醉驾行为一律认定为犯罪有失妥当。公安机关和主张醉驾一律入刑的学者都是立足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规范,其中追逐驾驶行为需要情节恶劣方可入罪,而醉酒驾驶行为却未加以任何限定条件,所以,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可较为明确地得出醉驾入刑并不需要额外的限制性条件的结论。

由于刑法第133条关于危险驾驶罪规定中,第1款第1项的追逐竞驶和第2项的醉酒驾驶立法表述存在区别,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醉酒驾驶行为入罪标准有着不同的认识,即醉驾是一律入刑,还是应当有所区别。《指导意见》的发布,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这一争议进行回应,意味着即使符合规定的醉驾标准,也有可能不作犯罪处理,或者在情节轻微的情形下可以免予刑罚处罚。

□ 本报记者 王阳

醉驾,做公益能否免刑?

一律入刑者以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的立场,认为醉酒行为与酒驾行为的不同处理方法已然是考量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现有立法表明对醉驾行为在是否入罪问题上应当“一视同仁”。一律入刑的观点基于预防性立法角度,关注的是醉驾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有注重公共安全法益的立场确认;需要根据案件情节予以区别对待者,认为需要在醉驾行为的差异化基础上审慎运用自由裁量权,有注重权益保障的价值主导。不可否认,无论是哪一种学说立场,都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展开,都需要恪守刑法最后底线的属性,保持刑法的谦抑性与不得已性。虽然醉驾行为成立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仅为六个月拘役,但刑罚的后果并非是简单的剥夺和限制自由。因此,对醉驾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犯罪,仍要谨慎判断行为人的受刑必要性问题,即考虑具体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应该纳入到刑法范围予以规制。

2011年刑法修正案生效实施之初,公安机关对醉驾行为采取的是一律入刑的态度,从实践反馈的情形来看,该做法确实改善了醉驾情况,各地醉酒驾驶率大大降低。但不少学者认为,不考虑案件的具体情节,不加区分地将醉驾行为一律认定为犯罪有失妥当。公安机关和主张醉驾一律入刑的学者都是立足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规范,其中追逐驾驶行为需要情节恶劣方可入罪,而醉酒驾驶行为却未加以任何限定条件,所以,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可较为明确地得出醉驾入刑并不需要额外的限制性条件的结论。

2月2日下午,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毛志尧交通肇事案相关情况的通报》称,经过阅卷审查和对案件事实、证据、具体情节及判决的研判,甘肃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毛志尧交通肇事案一审判决免予刑事处罚明显过轻,已责成定西市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要求依法纠正原判错误。

本报记者 彭 波

笔者认为《指导意见》并不是要否定“入刑论”,也不是要极力张扬“区别论”。从醉驾入刑以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规范意识已经基本得以确立。在醉驾入刑时隔多年之后出台上述意见,是结合实践中醉驾入刑样态的复杂情形,刑法随社会的变化发展所作的适应性调整。在2017年,浙江、上海、江苏等分别出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立案、量刑规则,规定了醉酒驾驶的若干出罪情形。其中主要包括挪动车位;非“道路”上接替驾驶;驾驶摩托车、电动车低酒精含量且未造成严重后果;道路使用情况等具体情形。在《指导意见》中则规定醉驾定罪量刑须考虑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可见,最高法的上述规则结合了刑法第133条关于醉酒驾驶的罪状描述和刑法总则第13条、第37条的规定,为醉酒驾驶行为出罪和免刑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法律依据。这是刑法适应性的再次体现。

一律入刑者以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的立场,认为醉酒行为与酒驾行为的不同处理方法已然是考量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现有立法表明对醉驾行为在是否入罪问题上应当“一视同仁”。一律入刑的观点基于预防性立法角度,关注的是醉驾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有注重公共安全法益的立场确认;需要根据案件情节予以区别对待者,认为需要在醉驾行为的差异化基础上审慎运用自由裁量权,有注重权益保障的价值主导。不可否认,无论是哪一种学说立场,都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展开,都需要恪守刑法最后底线的属性,保持刑法的谦抑性与不得已性。虽然醉驾行为成立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仅为六个月拘役,但刑罚的后果并非是简单的剥夺和限制自由。因此,对醉驾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犯罪,仍要谨慎判断行为人的受刑必要性问题,即考虑具体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应该纳入到刑法范围予以规制。

2日晚,陇西县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对毛志尧交通肇事案决定再审的通报》称:为确保案件公平公正,回应社会关切,陇西县法院于2019年1月26日启动了对毛志尧交通肇事案的评查工作。根据评查结果:本院决定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

近日,浙江省瑞安市一起普通的醉驾案件因处理方式引发社会热议。

需要注意的是,以单一的酒精含量为入刑标准,对超过法定标准的醉驾行为一律认定为犯罪或许是过于严苛,但滥用刑法第13条、第37条,对醉驾行为轻易出罪或免刑又必将走向另一个极端。危险驾驶罪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并不要求实害结果的出现。刑法第133条第3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如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从危险驾驶罪的刑罚配置看,作为犯罪,受刑法规制的醉驾并不以实害结果为构成要件,否则就失去了将醉驾行为单独列入危险驾驶罪的意义,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的后果。因此,我们不可能以没有造成实害结果作为醉驾出罪的事由,这有违醉驾入刑的立法初衷。同理,诸如为救助病人的醉驾行为虽未造成交通事故,但对公共安全造成可能实现的危险的情形的,仍然构成犯罪,而且此时是否能够一律以紧急避险排除违法性仍然不无异议。在此情形下,我们仍然不能把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指导意见》并不是要否定“入刑论”,也不是要极力张扬“区别论”。从醉驾入刑以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规范意识已经基本得以确立。在醉驾入刑时隔多年之后出台上述意见,是结合实践中醉驾入刑样态的复杂情形,刑法随社会的变化发展所作的适应性调整。在2017年,浙江、上海、江苏等分别出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立案、量刑规则,规定了醉酒驾驶的若干出罪情形。其中主要包括挪动车位;非“道路”上接替驾驶;驾驶摩托车、电动车低酒精含量且未造成严重后果;道路使用情况等具体情形。在《指导意见》中则规定醉驾定罪量刑须考虑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可见,最高法的上述规则结合了刑法第133条关于醉酒驾驶的罪状描述和刑法总则第13条、第37条的规定,为醉酒驾驶行为出罪和免刑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法律依据。这是刑法适应性的再次体现。

同一天两个通报,缘起于一周前甘肃省陇西县纪委监委关于党员干部酒驾醉驾典型案例通报,其中毛志尧交通肇事案快速发酵并成为舆论热点。

11月1日凌晨,张某酒后开车回家,途中撞上一辆停在路边的人力三轮车,致三轮车主擦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事发后,经血样检验,张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39毫克/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而且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瑞安市人民检察院认真审查案件后,认为张某犯罪情节轻微,且在肇事后及时将三轮车主送往医院治疗,并主动赔偿三轮车主经济损失8000元,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根据最高法今年5月下发的相关文件,以及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印发的《关于办理“醉驾”案件的会议纪要》相关精神,于11月27日在张某自愿完成30小时社会服务后,瑞安市检察院对其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总之,醉驾行为虽然可以依据刑法第13条出罪,依据第37条免予刑罚处罚,但是,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具体到这一从宽性的原因,笔者认为,其理由仍然是欠缺刑罚处罚必要性;同时,基于醉驾案件数量的激增及案件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因而从刑事政策层面需要给出刑罚退出的有限渠道。但是,就刑法的现有规定来说,醉驾行为本身的可罚性仍然在于对公共安全带来的现实危险,这一危险状态的存在仍然是其入罪与司法适用的中心点。

需要注意的是,以单一的酒精含量为入刑标准,对超过法定标准的醉驾行为一律认定为犯罪或许是过于严苛,但滥用刑法第13条、第37条,对醉驾行为轻易出罪或免刑又必将走向另一个极端。危险驾驶罪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并不要求实害结果的出现。刑法第133条第3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如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从危险驾驶罪的刑罚配置看,作为犯罪,受刑法规制的醉驾并不以实害结果为构成要件,否则就失去了将醉驾行为单独列入危险驾驶罪的意义,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的后果。因此,我们不可能以没有造成实害结果作为醉驾出罪的事由,这有违醉驾入刑的立法初衷。同理,诸如为救助病人的醉驾行为虽未造成交通事故,但对公共安全造成可能实现的危险的情形的,仍然构成犯罪,而且此时是否能够一律以紧急避险排除违法性仍然不无异议。在此情形下,我们仍然不能把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混为一谈。

1月25日,陇西县纪委监委通报了11起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典型案例,其中第10起案例为:陇西县工商局干部毛志尧醉酒驾驶致人死亡,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免予刑事处罚。

醉驾属于犯罪,为什么不起诉?做社区服务就能“免刑”吗?这样做是不是放纵犯罪?针对上述疑问,记者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

总之,笔者认为最高法《指导意见》对醉驾行为的从宽性规定,既没有超越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根基,也不是对醉酒驾驶行为的宽纵。对于轻微的醉驾行为,即使要根据上述量刑意见予以出罪或者免予刑罚处罚,仍然需要结合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进行综合判断,需要对行为人是否必须应受刑罚进行细致考量,结合现实的醉驾程度与对法益侵害的危险状态,从刑罚必要性与比例性立场出发,审慎查明与区别对待,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到底。

总之,醉驾行为虽然可以依据刑法第13条出罪,依据第37条免予刑罚处罚,但是,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具体到这一从宽性的原因,笔者认为,其理由仍然是欠缺刑罚处罚必要性;同时,基于醉驾案件数量的激增及案件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因而从刑事政策层面需要给出刑罚退出的有限渠道。但是,就刑法的现有规定来说,醉驾行为本身的可罚性仍然在于对公共安全带来的现实危险,这一危险状态的存在仍然是其入罪与司法适用的中心点。

通报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引发网友关注。不少网友提出质疑,根据法律规定,只要是醉驾都应该判刑,更何况此案中毛志尧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甚至有网友怀疑,司法部门在此案的处理上是否存在腐败问题。

张某醉驾构成犯罪,没有起诉并不意味着“无罪释放”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总之,笔者认为最高法《指导意见》对醉驾行为的从宽性规定,既没有超越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根基,也不是对醉酒驾驶行为的宽纵。对于轻微的醉驾行为,即使要根据上述量刑意见予以出罪或者免予刑罚处罚,仍然需要结合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进行综合判断,需要对行为人是否必须应受刑罚进行细致考量,结合现实的醉驾程度与对法益侵害的危险状态,从刑罚必要性与比例性立场出发,审慎查明与区别对待,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到底。

面对汹涌的舆情,陇西县人民法院快速发布情况说明,称已经立即按照相关工作要求,启动了对毛志尧交通肇事罪一案的专案评查。待评查结束后,及时向社会各界公布评查结果。

针对有关质疑,瑞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应维新解释说,检察机关对张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并非认定张某无罪,只是认为不需要对他进行刑事处罚,但实际上张某仍然构成危险驾驶罪。

陈伟 李晓梅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恶性案件频繁发生

据介绍,在张某肇事当天,公安机关就将其刑拘,直到11月10日张某才被取保候审。检察机关在审查后认为,张某醉驾已经触犯了刑法,但鉴于其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而且完成了公益服务,因此作出酌定不起诉的处理决定。应维新说,这是检察机关基于公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所作出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作者简介

遏制醉驾当用重典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张某的行为,是否属于不起诉的合理范围呢?

姓名:陈伟 李晓梅 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提到醉驾入刑,孙伟铭应该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根据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张某的行为已经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在一般情况下应受刑罚处罚。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此外,浙江《关于办理“醉驾”案件的会议纪要》对醉驾案中“犯罪情节轻微”作出了具有规范意义的解释细化。

2009年7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醉酒无证驾驶造成4死1伤的孙伟铭作出一审判决,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肇事司机孙伟铭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陈卫东说:“在刑法中,犯罪与刑罚是联系紧密又相对独立的两种概念体系,并非所有构成犯罪的行为都将受到刑罚处罚,需要考量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一定要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法律中规定了多款免予处罚的情形,不起诉决定就是对这些法律条文的具体适用。在法律与司法解释未对醉酒及其情节作出明确限制的情况下,这种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并未超过法律与司法解释规定的范围。”

判决结果出来后,舆论一片叫好。然而一些法学专家却认为,是舆情影响了司法。如果没有强烈的舆论压力和一片喊杀的呼声,此案不可能被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按照交通肇事不逃逸,最多只能判七年。

对不同情节的处罚标准精细化,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孙伟铭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其父亲也卖房赔偿受害人100多万元,得到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2009年9月8日上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了解,瑞安市检察院将专业化社会工作引入帮教工作中,由社会组织监督执行。张某需完成规定的所有社会服务内容,如果出现劝导不积极、玩手机、未按规定穿着、迟到、早退等现象,累计三次以上就会被取消资格。在整个服务期间,张某若出现重大的交通违法行为,就会被“一票否决”。10多天的公益服务里,张某积极参加劝导,从未迟到、早退。张某还让妻子共同参与交通劝导,组织亲友观看交通宣传视频。根据负责监督张某的社会服务组织作出的书面考察报告,瑞安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孙伟铭成为中国醉驾入刑第一人的标志性人物。

“以参加社会服务的方式落实醉驾不起诉,不是所谓的‘买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民事检察部检察官庞涛认为,“该案中,在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让张某从事社会服务进行惩戒是合理的。而且,社区服务的表现只是检方最后决定是否不起诉的考量因素之一,而非唯一因素。”

在法院对孙伟铭作出终审判决3天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引用了公安机关统计的一组数据:1998年,全国共发生5075起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案件,造成2363人死亡;2008年,发生7518起,死亡3060人;2009年1月至8月,共发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

庞涛说,改变过去“一刀切”的入刑处罚,打击醉驾的大原则不变,对不同情节的处罚标准加以精细化、规范化,以公检法三家达成会议纪要的方式,统一醉驾的执法尺度和标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在意见后面,附了两起醉酒驾车犯罪案例,其中之一便是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意见最后强调,为依法严肃处理醉酒驾车犯罪案件,遏制酒后和醉酒驾车对公共安全造成的严重危害,警示、教育潜在违规驾驶人员,今后,对醉酒驾车,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的,一律按照本意见规定,并参照附发的典型案例,依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

专家建议对醉驾的整治方式应当由重打击向重治理转变

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刑期为死刑,有人因此将最高法院的意见称为乱世用重典。

据应维新介绍,自2011年“醉驾入刑”新规出台以来,我国各地醉驾案件呈下降趋势。从瑞安实际情况来看,醉驾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和预防犯罪的发生,还是应该从增强广大驾驶员的法律意识、交通意识着手。就本案来说,张某完成社会服务、组织亲友观看交通宣传视频等活动,已经达到了教育惩戒的目的。

据测算,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率要比正常状态下驾车高出16倍。由于中国酒文化盛行,酒精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凶残的马路杀手。一幕又一幕血淋淋的惨案让公众出离愤怒,对酒后驾车施加刑罚的声音不绝于耳。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谢川豫说,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的权力,检察机关在行使这项权力时,一定要满足法律上的相关规定,同时也要考虑到,作出这一决定是在向社会传递怎样的价值取向。

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即俗称的醉驾入刑,并于当年5月开始施行。

有网友认为,醉驾入刑6年了,司机都该知道醉驾是触犯法律的,此时对醉驾“网开一面”,难免会引起社会公众联想。也有网友指出,如果醉驾可以免予起诉,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认为醉驾只要不发生大事故就不会有事。但实际上,醉驾入刑并不是因为醉驾造成了事故,而是因为其对公共安全的极大威胁。以结果而论,社会服务对醉驾的震慑力远没有刑事处罚大。社会服务可以在刑罚之外附加,而不能抵消刑罚。

同年5月9日晚,国内知名音乐人高晓松驾车在京发生交通事故。经酒精检验,高晓松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已构成醉酒驾车行为。随后,高晓松因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人民币。高晓松也因此成为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醉驾入刑的第一人。

“有人说,‘醉驾不起诉就是放纵犯罪’。实际上,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谢川豫认为,“我国法律从来没有明确规定,醉驾就一定要起诉要判刑。从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一开始对醉驾打击、惩处力度很大,目的就是为了遏制醉驾的快速增长趋势。经过多年的打击和治理,醉驾犯罪已经减少,我们对于醉驾的整治方式也应当由重打击向重治理转变。”

据北京市交管局一位官员介绍,醉驾入刑后,对证据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刑事案件取证的标准,对于有醉驾嫌疑的司机必须进行抽血取证。查酒驾时酒精检测仪器获得的数据,仅是交警前期判断醉驾的方法,通过对嫌疑人体内酒精含量的比对,出具鉴定结论。司法实践中,以血液中酒精含量80mg/100ml作为饮酒与醉酒的分界线。每100ml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20mg至79mg,属于酒后开车;酒精含量达到80mg以上,属于醉酒驾车。

延伸阅读

醉驾入刑后,涉嫌醉酒驾驶的人员将面临拘役。法律专家称,拘役与行政拘留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一是性质不同,一个是刑事处罚、一个是行政处罚;二是期限不同,行政拘留1日以上15日以下,数行为并罚不得超过20日,拘役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行为并罚不超过1年;三是后果不同,拘役会给当事人留下刑罚记录,对他们的工作、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如对律师、公务员、国企员工等而言,面临的可能是丢掉工作。

“醉驾入刑”规定细化

醉驾一律入刑引发争议

我国对于醉驾者进行严厉处罚,始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定罪量刑应视情节而定

201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其中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驾,依照刑法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并无“不予定罪”和“免予刑罚”的规定。

醉驾入刑后,对于这一行为的定罪量刑尺度把握,在实践中一直没有得以统一。立法者、学者不断提出的定罪松绑、量刑轻刑化的建议,也一直与广泛民意存在差异。

按照《意见》,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或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其他犯罪;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驾驶等七种醉驾情形,应从重处罚。

据公安部门统计,醉驾入刑的实施,对醉驾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实施前半月,全国查处的醉酒驾驶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35%,日均查处数量较上年全年日均查处数下降43%,因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7.8%和11.1%。

为了进一步规范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决定自今年5月1日起,在全国第二批试点法院对危险驾驶等8个罪名进行量刑规范改革试点,其中关于醉驾量刑的规定引人关注。《意见》明确,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醉酒驾驶治理成效显著,公安部特别强调,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

今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印发《关于办理“醉驾”案件的会议纪要》,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中的“道路”进一步明确,对于醉酒在广场、公共停车场等公众通行的场所挪动车位的,或者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门口后接替驾驶进入居民小区的,或者驾驶出公共停车场、居民小区后即交由他人驾驶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最高法院一开始则对醉驾入刑持审慎态度,一位负责人称,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行为,可能不被追究刑责。

在公安部、最高法院分别对醉驾入刑表态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称:醉驾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律起诉。

最终,最高法院正式对醉驾案件审理表态,称将印发指导案例,以规范醉驾案件审判。通知各省高院将按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的前两起案件上报,最高法院将在审查后发布醉驾指导性案例。

2013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血液酒精含量检验鉴定意见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的依据,基本上认同了醉驾入刑。

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发现,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各地查处酒驾的数量仍存在居高难下之势。从一些地方的通报来看,2018年,交管部门查处的酒驾案件绝对数量在增加,有些地方增幅较大,超过了五分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危险驾驶罪已一跃成为仅次于盗窃罪的第二大罪名,并且遥遥领先于第三位的故意伤害罪。

为什么醉驾入刑后,仍有大量醉酒驾驶无法禁绝?这说明入刑虽重,但仍有以身试法者存在侥幸心理。

基于上述情况,最高法院在2017年制定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决定自5月1日起,在全国第二批试点法院对危险驾驶等8个罪名进行量刑规范改革试点,其中关于醉驾量刑的规定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醉驾并非一律入刑的说法一经报道,迅速在全国引起广泛争议。反对者认为,法律既然规定了醉驾要入刑,也没有附加其他什么条件,那就必须照此执行,树立法律的权威。赞同者则认为,一刀切的入刑处罚,威慑力是很强,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打击面过大的情况,那些情节轻微、也没造成社会危害的醉驾被入刑,实际上让当事人付出了过多的代价,罪罚并不相当。

对于醉驾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浙江、上海、江苏先后出台关于醉驾案件办理的最新规定。随后,重庆也采取跟进措施。新规明确,惩治醉驾犯罪,部分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为何醉驾入刑问题,会存在如此之大的争议和分歧?

据北京市一名法官介绍,在醉驾定罪量刑的施行过程中,各地做法有所不同,有的地方倾向于一律起诉、一律定罪量刑,有的地方则区分了一些不同的情况;有的直接起诉,有的定罪缓刑;有的定罪免刑,有的甚至免予起诉。对醉驾一律处实刑其实就是机械执法、僵硬执法的一种表现,不符合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无法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据了解,量刑指导意见(二)出台后,相当于肯定了很多地方法院在实践中对醉驾定罪量刑的一些比较灵活的做法。

2011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认定醉驾者王某犯有危险驾驶罪,但被判免予刑事处罚。这是实行醉驾入刑后,经媒体公开报道的首例醉驾免刑案件。

《法制日报》记者从陇西县纪委监委通报的11起酒驾醉驾典型案例中看到,紧随毛志尧之后,是陇西县永吉初级中学教师赵文奎醉酒驾驶案。赵文奎2018年3月醉酒驾驶机动车,被陇西县人民检察院直接认定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但犯罪情节轻微,不予起诉。

醉驾超速并致人死亡

免予刑事处罚不合理

毛志尧交通肇事案的一审判决书至今还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案号为(2017)甘1122刑初474号。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网上的这份判决书此前之所以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是因为整个判决书里,并没有出现毛志尧3个字,而是全部用毛某某代替。而且在表述毛志尧的身份信息时,只有性别、民族和年龄,没有介绍其职业。

法院的判决日期是2018年3月2日,至今已有10个月之久。这起案结事了的案件之所以近期成为舆论焦点,源于陇西县纪委监委在通报中公布了毛志尧的名字和县工商局干部的身份。

通报称,2017年9月4日,县工商局干部毛志尧醉酒驾驶小轿车将环卫工宋某某碰撞致死。陇西县人民法院判决毛志尧犯交通肇事罪,免予刑事处罚。2018年3月27日,毛志尧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2018年12月20日,毛志尧受到政务撤职处分。

通报一出,很快引来网友质疑:醉酒、超速、致人死亡。原本一桩情节严重的交通肇事案件,为何最终却被法院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有法律人士认为,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三个不同的量刑档次:犯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交通肇事造成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并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此案中,毛志尧不仅交通肇事致人死亡,而且是醉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自首、取得谅解等情形,也不应被免予刑事处罚。

随着对这起案件的深入了解,记者发现毛志尧交通肇事案还有诸多吊诡之处:

首先,陇西县公安局在明知毛志尧醉酒驾驶车辆致一人死亡的情况下,没有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是以危险驾驶罪向陇西县检察院提请批捕。检察院审查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陇西县公安局没有补充侦查以交通肇事罪再次提请批捕,而是对毛志尧采取了取保候审。

其次,陇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将案件移送到陇西县检察院,检察院认为此案犯罪情节轻微,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陇西县检察院认为,毛志尧有投案自首情节,并且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80万元的赔偿协议,被害人家属恳请司法机关不要追究被告人毛志尧的刑事责任。

根据规定,陇西县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需要向上级检察院报送不起诉意见书。但上级检察院定西市检察院批复认为,陇西县检察院的不起诉明显不当,指定陇西县检察院起诉。迫于上级压力,陇西县检察院以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陇西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陇西县检察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时的相同理由,判决毛志尧犯交通肇事罪,免予刑事处罚。

法院认为,毛志尧有自首情节、并且案发后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80万元并取得谅解,这两项都是从轻情节。然而,根据甘肃陇通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检验,毛志尧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68.15mg/100ml,相对于构成醉驾的标准80mg/100ml,已经远远超过醉驾标准的3倍以上。判决书在释法时,只字不提醉驾这一从重情节。

有网友检索出一起与毛志尧案类似的案例,发生在2012年的湖北。吴某华酒后驾车将张某撞伤,造成张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吴某华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13mg/100ml。

法院认为,吴某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醉酒驾驶机动车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吴某华在案发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且当庭自愿认罪,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70万元,可从轻处罚。随后,法院作出判决:吴某华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从陇西县纪委监委的通报来看,在法院判决后,毛志尧受到政务撤职处分,却并没有被开除公职。目前,毛志尧仍在县工商局上班。

有法学专家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判决书显示,毛志尧之所以获得轻判,与其具有自首情节,且在案发后积极协商被害人家属,赔偿对方损失80万元并取得谅解有关。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指导意见,法院在调节量刑比例时,自首情节一般最多可在基准刑基础上减少40%;取得被害人方谅解,一般减少20%。从这个角度来说,法院判决缓刑或者拘役是有可能的,但免予刑事处罚,则突破了法定量刑的下限,有违立法本意,背离了立法宗旨。

2月2日,甘肃省检察院发布通报称,陇西县检察院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有关表述,是不当的、错误的。对此,甘肃省检察院已责令陇西县检察院和承办检察官作出深刻检讨,进行认真整改。对检察官发表不当言论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省人民检察院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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