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共同债务,在夫妻债务性质认定中合理分配

日期:2020-01-12编辑作者:司法动态

齐发娱乐游戏官网 1

    2004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二)》)对夫妻一方婚前债务性质、婚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及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清偿责任等作出体系化规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婚姻法对夫妻债务制度疏于规范的缺憾。其中,第24条明确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性质和举证责任。这些规定在当时对于防止夫妻双方恶意串通或通过离婚,转移财产,架空债权,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婚姻期间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日益普遍,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恶意设债、虚假设债,损害另一方配偶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司法解释需与时俱进,及时修补漏洞,体现兼顾维护交易安全与保护未举债配偶一方合法权益和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两种法的价值。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我国居民家庭关系中财产关系和家庭财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成员的财产独立性增强;同时民间借贷迅猛发展,由此产生了债务人配偶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共同债务人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的债务在何种情况下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由于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在审判实务中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在实践中往往需要仔细斟酌,审判难度颇大。而社会大众也对于判决结果产生了较多争议,部分民众认为目前我国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过分地强调了债权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夫妻关系中的非举债人(一般社会热点事件中多为女性)的利益,由此还一度将这个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上升到了女权保护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

齐发娱乐游戏官网 2

2019年12月22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意思表示 善意相对人 连带责任 [ 导语 ] 在民法典编撰过程中,夫妻债务问题一直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虽然《民法典婚姻家庭法编》已将《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的规则吸收。后者通过对夫妻债务的类型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但因其全面性和适当性不足,围绕夫妻债务规则构建的讨论仍未停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申晨博士在《夫妻债务类型的重构:基于有限责任的引入》一文中,通过引入有限责任,将夫妻债务类型重构为“三分法”的理论框架,以“双重分离”标准对其进行定性检验,并对夫妻债务的举证责任配置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夫妻债务规则的立法方案。 一、有限责任型夫妻债务的法理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刚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新解释)除明确夫妻合意(双方共同签字或者一方事后追认)所负债务、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外,第3条还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性质认定及举证责任,作出不同以往的解释。本条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一般情况下是举债配偶一方的个人债务。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债权人以此类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这与新解释第2条以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为限确立一方对外举债性质的标准相一致,也明确了人民法院的立场和态度,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统一的标准。其次,通过确立举证责任,为债权人主张权利提供救济途径。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债权人的主张。这其中包含对此类债务定性的另一标准,即:若将此类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应考量债务的用途或者是否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夫妻一方对外所举债务确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甚或是基于夫妻双方合意,人民法院应认定其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对此的举证责任由债权人承担。本条在举证责任上作如此规定,符合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也与《司法解释(二)》第23条关于债权人对夫妻一方婚前所负债务向债权人的配偶主张权利时的举证责任规定前后呼应,且适用规则一致。表面上看,本条似乎加重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它为债权人主张权利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总之,新解释第3条既明确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原则定性,又从实际出发确立三种例外情形,通过将举证责任合理分配给债权人,对其权益予以相应保护。

         2018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其专门针对此前引起社会热议的“二十四条”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再次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推到台前,引发社会的激烈讨论。新解释一方面在以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夫妻共签共债、事后追认等规则明确了家事代理权的实质,同时也平衡了债权债务双方的举证责任,强调了借贷关系中债权人对自身资金安全一定的注意义务,对于我国目前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规则漏洞进行了有效的补充。但另一方面,新解释没有阐明家事代理的具体内涵,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新问题。

曾备受争议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自去年修正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近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采纳了2018年新司法解释中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共债共签”原则,引发热议。立法有哪些积极意义?如何正确把握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如何看待“共债共签”?怎样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则?本期“声音版”特邀请婚姻法方面相关专家学者与读者一同探讨,敬请关注。

考察我国当前法律体系可知,立法涉及有限责任的规则主要存在于商事主体成员对其所在团体的债务豁免安排中。因此,分析商事主体法中有限责任法理之所在,应能对夫妻债务有限责任的法理揭示有所助益。

    普遍认为,《司法解释(二)》第24条存在两方面缺陷:一是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过于绝对。以“婚姻关系”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推定标准,只关注债务产生的时间,忽视夫妻一方对外举债的目的和债务用途,更没有考虑夫妻是否有此合意;二是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在诉讼中,否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配偶一方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让未参与债务形成的未举债配偶方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对债务性质的约定,或者证明债权人在与其配偶订立借贷合同时知晓双方已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实为不可能。一者该条所列两种除外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二者令未参与债务形成的配偶一方对上述两种除外情形负举证责任,有失公允。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和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司法解释对于夫妻债务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上由借贷双方负举证责任。《司法解释(二)》第24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夫妻一方,虽堵住了举债的夫妻双方串通逃债之路,却生出新的漏洞,是明显不利于夫妻中未举债一方的利益保护的,也会在客观上促使债权人随意放贷,怠于履行放贷时的风险注意义务。

一、我国旧有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之弊端

推动夫妻关系更平等发展

在我国现行企业法架构下,有限责任几乎是与公司制度绑定,以法人的存在为前提。然而,在公司制度的发展中,逻辑上是首先确认公司的独立人格,才意识到股东有限责任的重要性。如此,公司有限责任结论的得出更像是独立人格的当然推论,其本身未被进行法理解析。当团体本身不具有独立人格时,其成员是否可以承担有限责任,该结论也无法从公司法人制度中直接推出。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家事无小事,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家庭又是社会的缩影,与时代共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审时度势,及时发布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新解释,对婚后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性质的认定,既遵循日常家事代理的基本法理,又符合现行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考虑债务的目的和用途原则,并强调尊重夫妻双方共同意愿,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如此规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求的体现。我们相信,新解释的实施将产生积极的引导效应:一方面,有利于引导夫妻一方对外举债时充分尊重另一方配偶意愿,保障对方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导债权人在确立合同之债时应主动履行审慎注意义务,防范债务风险。当前,民法典正在编撰中,新解释的实施,将会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体系化构建我国夫妻债务制度奠定立法基础。

(一)认定范围不明确

孙若军

事实上,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下,就存在一种非独立人格的有限责任形态:对有限合伙法理的考察,也许更加能够揭示有限责任法理的本来面目。从有限合伙人的视角出发,有限合伙组织形态的本质,即在于有限合伙人以经营权的让渡,换取债务责任的有限豁免。这一交换的正当性在于:一方面,基于经营权的让渡,有限责任人的个体意志与整个团体的经营意志相分离,由此应按照“自由意志——自己责任”的逻辑,豁免其相应的财产责任;另一方面,有限责任人的其他个人财产能够与团体财产本身相分离。据此可以认为,由于存在意志和财产的“双重分离”,有限合伙人的有限责任获得了相应的正当性基础。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此前我国法律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及此后又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11年陆续出台的三部司法解释,经整理得出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近日提交审议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18〕2号)的相关规定纳入法典中,对夫妻共同债务作出如下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虽然夫妻团体并非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形态,但在法理上将其视为一个与商事法团体类似的实体并无太大阻碍:首先,夫妻关系一般会带来长期、稳定的财产性结合,并基于此获得相应的财产利益;其次,夫妻财产关系具有潜在的经营性;最后,夫妻财产关系的伦理特殊性不影响外部的债务性判断。

齐发娱乐游戏官网 3

1.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法释〔2018〕2号自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已大幅降低了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比例,有效遏制了夫妻一方与债权人联手恶意举债的问题,从保护家庭成员不被负债的角度讲,这一规定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果,将其纳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意义在于:

二、有限责任引入后的夫妻债务类型的重构

2.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首先,这一规定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有利于对社会指引和司法裁判的统一。

从“二分法”到“三分法”

对于共同债务的认定范围,法律规则中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夫妻共同生活”,一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这两个标准的内涵来看,后者所涵盖的范围无疑是大于前者的,因为“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是自结婚登记时起到办理离婚登记时止,而“夫妻共同生活”仅仅只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种状态,如果一对长期分居的夫妻一方对外举债,其配偶是否也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呢?

其次,这一规定突破了民法利益衡量的基本规则。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涉及债权人、举债人及其举债方配偶三方的利益。在债权人与举债方配偶不同利益诉求发生冲突时,如何在维护夫妻各方利益与保障第三人及交易安全问题上寻求平衡,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考量。而个人利益让位于公共利益是价值考量的重要规则之一。本次立法在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上,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改变,不再优先保护债权人和维护交易安全,而是不惜增加交易成本,牺牲交易的便捷与高效,对举债方配偶实施倾斜性的保护,充分展示了民法典对婚姻家庭、对弱势群体人文关怀的立法理念。

我国实证法和学理对夫妻债务的类型化讨论,实际上是基于一种“二分法”的思路,即夫妻债务分为“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两种类型。该思路的荒谬,可以从责任财产范围的角度展开:在夫妻债务的情境下,设A为举债一方的非个人财产,B为夫妻共同财产,C为非举债一方的财产,则在引入有限责任形态的前提下,一项夫妻债务的责任财产方案,将包括A,、三种,而“共同债务”或“个人债务”的概念显然无法涵盖夫妻债务的全部类型,所谓的“二分法”思路也就不攻自破了。

如果回到法条原文,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标准实际上适用于两种不同的情况,即(1)在“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主动要求给付;(2)婚姻关系结束时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但问题在于,这种模式在实践中指导性太弱,债权人认为自己有权要求欠债人的配偶代为偿债,不论对方是否共同生活;而欠债者的配偶则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就背上了不属于自己的债务,于法不公。

第三,这一规定强化了夫妻人格独立。法律不仅赋予了夫妻双方对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都享有决定权,而且赋予了双方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享有知情权和同意权。共同债务需要“共债共签”,这无疑有助于夫妻协商处理家庭事务,推动夫妻关系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基于责任财产范围的观察,夫妻债务的分类应从“二分法”转向“三分法”,即:分别以前述三种责任财产方案为基础的“狭义个人债务”“夫妻有限债务”和“夫妻连带债务”。将“双重分离”标准落实到夫妻债务领域,即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若夫妻双方在意志和财产上完全分离,则该债务为举债方“狭义个人债务”;第二,若夫妻非举债方与举债方意志分离,且其部分财产能够与举债方分离,则其能够就该部分财产享受债务豁免,即“夫妻有限债务”;第三,若夫妻双方就意志或财产中任一者不能分离,则债务为“夫妻连带债务”。具体检验流程如下图:

(二)加重非举债人一方的证明义务

最后,这一规定将对民间债权债务关系起到规范化的作用。除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外,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债共签”,否则将由债权人承担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举证责任,这不仅大大加强了债权人的风险防范意识,而且从减少事后纷争的角度看,“共债共签”对交易安全的保障也具有积极意义。

无争议的夫妻债务类型

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下文简称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不过,草案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比如,现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仅限于合同之债,对其他债务的认定标准也应予以明确。夫妻一方举债,但双方联手转移举债方财产以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草案没有为债权人设置相应的防范和救济措施。夫妻一方举债,但将部分用于家庭生活,并与债权人联手举证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草案没有为未举债方在受益财产与债务数额明显失衡情形下设置相应的保护措施。

夫妻债务的类型化中有三个区分要素:第一,举债表意人,是一方还是双方;第二,举债获利,是为个人利益还是为共同利益;第三,举债用途,是为消费还是为经营。下文的夫妻债务的类型化列举,将以这三项标准的交叠为依据。

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共债共签”的立法理念势必会对我国未来民商事交易行为模式、家庭关系以及家庭伦理都产生巨大和深远影响。但要注意不宜过于狭义地理解与适用“共债共签”,否则将会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不仅不利于传统婚姻共享家庭伦理的弘扬,而且也不利于增强家庭关系的凝聚力、维护家庭关系稳定和谐。

首先应当明确,以下三种类型夫妻债务的定性已不存在争议:第一,特别法之债,依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确定其性质;第二,双方表意之债,依意思自治的一般法理,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债务;第三,一方表意,且外观符合日常生活消费之债,依据夫妻间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应被认定为夫妻连带债务。此外,由于该规则的法理系信赖利益之保护,因此非举债方不得以反证推翻。

结合两者可知,二十四条实际上是将“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就是夫妻共同债务”视为一般情况,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被认为是个人债务。因为在实践中很少有人会在书面欠条上明确写上“此债务为本人个人债务,与本人配偶无关”,而要证明第三人明知举债人夫妻采用了分别财产制,证明难度也很大。导致部分案件中夫妻已分居、一方举债款项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生产经营的(当然,法律将赌债、吸毒欠债等非法债务排除在夫妻共同债务之外,但根本原因是非法债务本质上不成立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都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而误伤到债务人配偶的正当权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争议夫妻类型的性质检验

二、新《婚姻法》解释颁布前的改进尝试

制度法理依据的理性回归

1.一方表意,为个人消费所负债务

正是考虑到了以上弊端,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先后于2014年、2015年作出了 [2014]民一他字第10号答复、 [2015]民一他字第9号复函,明确“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以及“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实质上表明了二十四条是基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此得出结论:只要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就是夫妻共同债务,无论该笔债务是以夫妻双方名义欠下还是以单方名义欠下。

李洪祥

依照“双重分离”标准对此类债务进行考察,具体检验流程如下图:

但问题在于,这个“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难以进行限定,日常生活用品采买、购买高价奢侈品、家庭风险投资、夫妻一方作为企业负责人进行企业运营……这些能否混为一谈?如果要证明这些不用于共同生活,证明责任不明确、证明难度也很大,因此争议也最为激烈。

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可谓是极为复杂又难以处理的法律问题。我国现行婚姻法第41条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只有原则规定,很不具体。司法适用基本上依赖相关司法解释。由于法官对这些规定的理解不同,往往导致同案不同判,同时出现一些当事人通过离婚规避债务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这样的规定使假离婚真逃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另一方面,负债方配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背负沉重债务,即与负债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一规定过分保护了债权人利益且可能侵害负债方配偶利益,进而导致了公众对婚姻以及公平正义的不信任。

2.一方表意,为个人经营所负债务

三、新《婚姻法》解释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新规定

针对这些问题,有关方面及时回应民意关切,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相关规定。2017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其间许多省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指导性意见;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基本平衡了当事人各方利益。如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吸收了法释〔2018〕2号的有关内容,用一个条文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推定问题,且规定在夫妻财产关系项下,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彰显了法治的进步。

由于经营之债的债务利益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不断产生新的损益,总量难以确定,且无法准确厘清其与其他财产的各自份额,因此对此类债务的考察只能采用判断财产是否发生“混同”的模式进行。对于此类债务的定性:首先,在“意志分离”层面,由于经营行为由个人实施,非举债方不具有与举债方的意思联络,符合“意志分离”;其次,在“财产分离”层面,具体检验流程如下图所示:

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就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作出明确规定:(1)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2)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3)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应当指出,这一条文不仅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而且其理论依据基本回归到法律行为上来。立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和推定规则,从理论上说基本依据两种理论:一个是法律行为理论;一个是物权理论。曾受到争议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其依据更倾向于物权法财产共同共有的规定。简单地说,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等归夫妻共同所有;同样,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也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因为财产共有,债务也应当共担;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包括积极财产与消极财产,消极财产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双方对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区分夫妻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来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制,也是物权法财产共同共有理论的典型体现。然而,这种理论下的夫妻共同债务规定存在的危害和弊端是很明显的。其价值取舍割裂了婚姻家庭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和良性结合,过度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使得夫妻共同债务的边界大幅扩张,极易引发婚姻道德风险。

对于A、B、C财产之间可能出现的“混同”,应当满足以下要件:第一,有挪用或注资行为;第二,数额较大;第三,账目不清。

其逻辑在于:判定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参考两个标准,即(1)共同意思表示;(2)借款用途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

夫妻债务制度应建立在夫妻双方法律行为基础上的,并以夫妻债务的来源为根据,将夫妻债务分为个体行为和共同行为。从法律行为论角度而言,夫妻的共同举债行为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夫或妻的单方举债行为为个人债务。因此,夫妻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是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个体,自己行为自己负责,共同行为共同担责,这是法律行为的基本准则。在夫妻双方达成合意时,按照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理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债务。这种处理方式,既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自由处分财产意思的尊重,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和合法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同时,我国婚后所得共同制,旨在鼓励夫妻双方共同经营婚姻关系,促进婚姻家庭共同体的建设,维护婚姻家庭实体的稳定,夫妻债务制度也应当与其相一致。法律行为强调夫妻双方合意,可以有效排除没有合意的又没有获得利益的情形或者一方对他方权利侵害行为的发生。

3.一方表意,为共同消费所负债务

也就是说,新解释在事实上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分为了两个阶段:

令人遗憾的是,立法没有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清偿规则是夫妻共同债务制度重要内容,不可或缺。应当明确何种债务应当由夫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何种债务应当由夫妻承担共同的有限责任等。另外,此条文仍然保留了日常家事代理权。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否入法应进行必要的论证。

齐发娱乐游戏官网,这类债务,不包含日常生活消费。虽然《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第3条将其定性为“共同债务”,但此种定性在价值判断和论述理由上均存在重大争议。按照本文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检验,对于“意志分离”层面的判断如下图所示:

第一阶段回归到了民事行为的基础——意思表示上面,将“夫妻关系”这一特定概念忽略,将其简化为一般的借贷关系或者说合同关系,合同有效与否看意思表示(法律禁止状况除外),意思表示的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夫妻二人可以在合同上共同签字,也可以先一方签字另一方之后追认。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若上述推翻成立,此时再度符合“意志分离”,进而需考察“财产分离”。由于债务利益消费后,或转化为特定的财产,或替代了特定的财产支出,在用于共同生活的前提下,共同财产毫无疑问应被纳入债务责任财产范围,此时该债务应为“夫妻有限债务”。

当第一阶段的事实认定产生争议时(比如合同双方就事后追认与否各执一词时),进入第二阶段——家事代理权认定。家事代理权,是指夫妻因日常家庭事务与第三人为一定法律行为时相互代理的权利,即夫妻于日常家事处理方面互为代理人,互有代理权。如果以夫妻一方名义对外借款所得款项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或者说用于家庭经营的,则属于家事代理的范围,推定夫妻具有借款的共同意思表示。

界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判案难点

4.一方表意,为共同经营所负债务

四、新《婚姻法》解释对于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主要贡献

张 爽

在“意志分离”层面,首先应当明确:我们从通常语义上的夫妻“共同经营”并不能当然推出夫妻的“共同意志”。因为在一项共同事业的具体经营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可能与“合伙人”类似,也有可能与“雇主-雇员”的关系相似。因此,在具有复杂性、私密性的夫妻关系中,以是否参与“管理”作为区分标准是具有合理性的。具体判断流程如下:

(一)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适用规则

近几年法院受理的离婚和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出现不少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与财产分割相比,关于是否为共同债务的认定经常成为审理难点。目前,我们遇到过的夫妻共同签字或者事后追认等具有共同借债意思表示的情况极少,绝大部分都是一方签字。一般来说,所借债务直接用于购房、购车等置办家庭共同财产的,或者为一方就医、子女就学的,在资金流转又比较简单明了的情形下,确认为夫妻共同债务基本不存在难点,因为借款去向明确,即使配偶一方称当时不知情,也难以举证否认,实践中当事人就此不会产生太大争议。

争议夫妻债务的类型化总结

如前文所述,此前我国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并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规则,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纠纷和针对司法判决结果的争议。新司法解释的进步之处就在于提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使用规则,即共签共债、事后追认、用途判定这三个步骤,实行“意思说+用途说”,以意思说为前置、用途说兜底,在具体的判断上也具有明显的先后顺序,不仅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高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也为社会公众提供了相对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资金安全。

争议通常发生在一方借债但对方不知情,且借款去向不能直接指向家庭日常生活的情况中。在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时期,将证明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完全加于配偶一方,这条规定出台时或许较多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有效避免了“假离婚、真逃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但显然已经不再适宜当下社会环境。

从上文的结论可知,“一方表意”型夫妻债务,最终被认定为“夫妻有限债务”的情形最多,因此在立法方案上,不妨以“夫妻有限债务”为原则,将“狭义个人债务”与“夫妻连带债务”作为例外。由于具体分类过于琐碎,在民法典中无需直接采纳这一类型化框架,而只需将该规则的主干纳入其中,即:“一方表意”型夫妻债务,原则上为“夫妻有限债务”;但为共同生活所负的,推定为“夫妻连带债务”。

以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小马奔腾”创始人遗孀负债2亿的事件为例,在新司法解释没有颁布之前,法院依照二十四条认为“小马奔腾”创始人李明因签下对赌协议所负的债务最终用途系指向家庭经营活动,属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判决李明的遗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新司法解释颁布之后,判断这个债务是否需要遗孀连带清偿,首先要看对赌协议是否有李明及其配偶共同签字,如果只有李明一人的签名,则看如今遗孀本人是否对协议进行追认,如果其拒绝追认,通过查看对赌协议可知涉及的数亿元欠款大大超出一般家庭日常开支,则需要由债权人来举证证明李明签下对赌协议目的是为了用于李明夫妇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李明夫妇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财富大幅增长,个人投资风险不断加大,出现了很多夫妻一方个人举债,离婚时要求由另一方共同承担的情况。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债务的司法解释使处理这类难题有了基本遵循,特别是分门别类地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及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了调整,平衡了债权人和配偶的利益。

三、夫妻债务规则的举证责任配置

(二)明确了债权人的证明责任

以我审理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件为例,夫妻俩都是普通工薪族,家庭月收入不足2万元,男方王某主张的债务有两项:其一为向单位同事借款5万元的债务,用于子女学费及兴趣班费用;其二为向朋友借款的32万元债务,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两笔债务均有借条及转账记录,借条上借款人处只有王某一人签字。女方称其均不知情,两笔债务都发生在双方感情不和间断分居之后,不认可为共同债务。经过审理,法院查明了子女就学情况、双方收入及分居前的家庭日常开销情况,最终认定5万元为夫妻共同债务,32万元为男方个人债务。本案双方的争议和法官判断的难点集中在如何界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上。子女抚养花费本是家庭日常生活的必要开支中的重要项目,虽然双方已分居,但对子女的抚养不应间断,夫妻一方均有日常家事代理权,将用于子女就学的5万元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所用,符合双方收入和花销的日常标准,且女方并未举出相反证据;32万元较双方收入和花销情况看明显属于大额款项,超出了家庭日常开支范围,男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使法官产生内心确信,所以没有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在夫妻债务诉讼中,举证责任的配置决定了绝大多数判决的结果:一方面,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外部债权人难以完成相应的举证人任务;另一方面,若采取举证责任的倒置,又有推定夫妻债务为连带债务的嫌疑。由此,夫妻债务规则的举证责任配置是一个可能实质性影响规则价值判断的问题,构成夫妻债务规则构建中不可分割的一环。

在新司法解释没有颁布之前,证明夫妻共同债务不存在的证明责任主要在配偶一方,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四十一条、以及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知,要想证明以夫妻一方单独名义所欠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举债人的配偶需要证明以下情况中的至少一个:

在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很有必要将司法解释的精神以立法形式进行确认,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一方面,有明确的规则指引审判实践,可有效避免同案不同判、执法不统一等情况发生;另一方面,让债权人、债务人对即将发生的交易行为产生合理预期,并且对行为的法律后果有明确的预判,更利于交易安全,特别是保护了那些对家庭财产不能完全掌控的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家庭中的平等关系。

举证责任配置较为明确的情形

1.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

需要指出的是,从草案的规定以及新司法解释实施至今的司法实践经验看,如何认定“超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是条文中并未明确规定的,因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的差异,需要法官运用审判经验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家庭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因素综合判定,不宜以统一的标准搞一刀切,所以仍需出台配套规定加以解决。

对于双方表意之债,债权人需完成“举债表意人为夫妻双方”举证,“夫妻连带债务”主张即可获得支持。而对于一方表意,且外观符合日常生活消费之债,举证责任也主要在于债权人一方。同时,由于该规则是一种信赖保护型规则,因此非举债方不能以“债务未用于共同生活”进行抗辩。

2.夫妻一方因违法活动所负债务。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

举证责任配置有争议的情形

3.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规避债务风险埋下感情隐患

除上述事实外,夫妻债务诉讼中其他事实,往往由于事件发生的时间性、隐秘性、复杂性等特点,其举证并不容易完成。此时举证责任的配置,应当综合考量如下因素予以确定:

4.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

卢明生

综合以上因素,试对其余事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进行论述:

5.所负债务并非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

夫妻债务认定的立法宣示价值是多方面的,从某种角度说,立法限缩了一方负债成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也提高了经济活动中创业融资的审核成本。

1.债务用途

在现实中,要让一个本来被排除在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来举证证明合同的约定内容,这无疑是不合理的。根据债的相对性可知,非举债一方如果对债务一无所知,要完成这样的举证责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对于非举债一方来说,无异于将债务是否产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了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是不当的扩大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

客观而言,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多是组建家庭的成员,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新规下,夫妻一方筹资融资成功与否,关键因素将取决于配偶是否同意。而债权人出借资金时为保障其资金安全,会要求筹资方配偶签字确认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这样的要求势必会强化配偶对于该筹资赢利情况的担忧而推诿甚至明确拒绝。由此引发的结果可能就是,配偶避免了背负债务的风险,但因其拒绝则挫伤另一方创业发展的积极性而埋下夫妻感情破裂的隐患,甚至直接导致离婚。

2.财产混同

新司法解释颁布之后,其中一个亮点就在于平衡了各方的证明责任,将一部分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债权人,由债权人来负责证明超出家庭日常开支范围的债务是用于债务人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由此才可以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将第三人拉入合同内部并让其履行合同义务。

在我承接的委托事务中就有不少是因为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担忧而引发的离婚案件,大致呈现两类情形:一种是因配偶拒绝共担风险而提起离婚。比如,曾有一对夫妻本共同创业经营一家公司,随着业务发展而陆续开了多家公司。可后来经营理念不合又分开经营,不过夫妻关系虽有一定隔阂但相处仍属正常。近期,男方想跨领域经营需要融资借款,债权人虽同意借款但为保障还款履行而需要其配偶签字。妻子认为其跨领域经营有风险而不同意投资,拒绝签字。结果男方就提出离婚,认为离婚后就不存在需要配偶签字的问题了。

3.债务用于生产经营时,非举债方对经营事业的管理参与

这一规定是基于“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和“应尽的注意义务”这两者共同展开,借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上诉人林某某与被上诉人金某、杜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时的解释【(2014)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17号】,“债权人主张其债权,就应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权利产生的事实、理由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其有实际举证的能力。因为债权人在债务发生过程中,掌握了选择、决定是否与债务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动权,并且可以在债务发生前采取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债务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等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债务实现,减轻风险,也有为以后发生纠纷时准备充分证据的能力。所以,按照公平原则及举证责任的一般法理,债权人都应当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第二种是通过假离婚来规避配偶承担共同债务的风险。比如,某投资者积累了一些财富,目前虽无债务风险,但市场风险无法把控而担心日后经营风险连累家庭。为此,这名投资者就想着尽快办理离婚手续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妻子及孩子所有,这样即便日后发生债务风险也只是其一人承担却还能保住家庭财富。

此事实的证明必然出自债权人的“夫妻连带债务主张”。该事实虽可能具有一定的隐秘性与抽象性,但对债权人来说也并非无迹可寻。因此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公。

五、新《婚姻法》解释的一些不足

上述两类离婚案件看似极端,在生活中却大量出现。如何正确把握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可能是悬在夫妻关系及经济活动上的一把双刃剑,保障夫妻关系及保障经营活动的博弈必将时时出现,而要求个体从事经营活动均须夫妻共同签字显然不现实,规避了夫妻共同债务风险则有可能增强经营活动风险,给夫妻关系相处及经济活动安全均带来更多挑战。

文献链接:《夫妻债务类型的重构:基于有限责任的引入》

(一)家事代理的认定标准不明   

其实,长期以来关于夫妻共同财产保护的担忧及博弈反映了我国夫妻财产制的规范不足。主要表现在:配偶财产知情权的保障不足。以离婚财产分割为例,配偶若不知道对方具体银行账户或房产、车辆信息,根本无法查询到对方开立有哪些银行账户、购买有哪些房产或车辆。这种司法困境客观也为一方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创造了条件。

[ 参考文献 ]

婚姻家庭关系实际上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一种竞合状态,随着家庭财富结构的不断丰富、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家庭投资理财的日益发达,目前的新司法解释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至少对于家事代理的定性和定量都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况下会被认为是家事代理?单方面支配多少金额以上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最高法建议可以参考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这八个类别,农村承包经营户则还包括了正常的承包经营支出,但关键的标准问题并没有解决。

财产共有与债务共担的认定逻辑不一。在财产共有认定模式下,只要是婚内取得的财产,并不考虑配偶获得此财产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的意愿,均属于夫妻共有;但在债务共担认定模式下,则需要辨析配偶是否愿意共担债务风险,在债务承担上实际夹杂着分别财产制模式。这样的认定差促使财产获得者及债权人为加强财产保障而做各种“保护”,而配偶为规避风险而采取各种抵制措施。

本文选编自申晨:《夫妻债务类型的重构:基于有限责任的引入》,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5期。申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法学博士,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二)家庭共同经营的范围不明确

对外负债所要求的“共同生产经营”与传统家庭成员分工不相符。我国传统的家庭分工理念是“男主外、女主内”,这虽已不符现代家庭理念所倡导的“夫妻共同承担内外事务”,但多数家庭中仍是一方主要承担家庭事务,一方主要生产经营。若要区分“共同生产经营”,势必要认可个人生产经营,由此推定存在婚内个人所得,恐怕与家庭分工不同、财产共有的理念所相悖。

[ 学术立场 ] 1票 50% 1票 50% 发表评论

依照之前法院的审判意见,家庭共同经营的指向性并不明显,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工商户算是典型的共同经营,那么仅有一方作为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一方作为股东的公司是否还属于共同经营范围?以及,一方因金融投资需要欠下欠款是否也应当看作用于家庭共同经营目的?这个仍需结合具体案例来进行进一步的厘清。

为解决这样的困境,短期而言,需要加强配偶财产知情权的保障,建立离婚程序中的财产申报制度,在离婚财产分割时审理法院能保障当事人便利查询到对方名下的财产,同时加强对于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惩罚力度;长期而言,将我国法定财产制为主,约定财产制为辅的财产制度转变为分别财产制为主,约定财产制为辅的财产制度,从而理顺财产享有与责任承担的逻辑关系,也有利于经济交往安全。

(三)增加交易成本

作者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由于新司法解释关于债权人举证责任的强调势必导致今后在借贷关系中,债权人在出借之前将更为谨慎、花费更多的时间要求举债人提供其配偶知晓并同意其举债行为的证明;同时考虑到举债人有可能存在伪造字迹、盗取印章的情况,出借人甚至会出现要求举债人夫妻必须共同到场、共同签字,甚至进行全程公证的现象。对于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的人而言更为繁琐,是否每一次的可能产生债务的资产运作都需要自己的配偶签字或者同意?由此将会拖慢交易的进程,增加交易成本。

读者声音

此次新司法解释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具体范围的规定并非是列举式的,具体如何适用尚待法院在具体案例中的实践,而对于目前所存在的弊端及隐患也只能等待法学界和司法实践来进一步探索。

以前,夫妻一方作为债务人,通过离婚的方式或通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方式,把财产转移给未举债的另一方,由另一方来承担债务履行的案件层出不穷,给无辜一方造成了极大痛苦,也引发了巨大争议。而这一切,均是由于对“夫妻共同债务”划分不清造成的。全社会对进一步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本次终于迎来转机,着实令人欣慰。与时俱进地完善法律,查缺补漏,就是在回归婚姻法的本质,是朝着公正司法迈出的坚实一步,彰显出正义。

六、结论

刘天放教师)

此次新《婚姻法》解释的出台,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合理地分配了举证证明责任,引导民商事主体规范交易行为,间接督促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债权人加强事前风险防范意识,在符合法理的基础上回应了当今婚姻家庭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有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和民商事活动规则的完善。同时,其注重意思表示的一般性与家事代理的特殊性结合的理念,也是此次新《婚姻法》解释的亮点,并且释法述理上体现了严谨的逻辑和鲜明的层次,也值得广大司法工作者和今后的立法者借鉴。

新规提醒每个家庭在举债时,更加谨慎,由夫妻共同协商决定,应该“共债共签”,避免事后引发各种纷争。夫妻债务“共债共签”入法,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基本原则,既不能让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不承担责任,也不能让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承担责任,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

胡建兵媒体人)

事实证明,第24条新司法解释出台一年多来,多起案件中的债权人提出了撤诉申请,司法解释也受到了各界的欢迎,效果甚佳。因此,把这种比较成功的司法实践内容吸纳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可谓顺理成章。但愿立法的不断完善,也不断助推夫妻债务“共债共签”原则在社会落地生根、成为共识,让婚姻变得更加神圣,让交易更加安全。

陈广江 职员)

本文由齐发娱乐游戏官网发布于司法动态,转载请注明出处:夫妻共同债务,在夫妻债务性质认定中合理分配

关键词:

民法典物权编规范配置的新思考,法律到底说了

2019年12月20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民法典编纂 任意规范强制规范 简单规范 复杂规范 [ 导语 ]服务于对...

详细>>

设权合同的法律性质分析,论民法典分则中担保

通过对世界上主要民法典的考察可知,将担保法置于物权编的国家大多是受到《德国民法典》影响的欧陆国家。事实...

详细>>

土地经营权制度与民法典物权编编纂,三权分置

2019年12月16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抵押权 三权分置 [ 导语 ]土地经营权是承包地...

详细>>

最高法就公司法司法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19年12月21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公司法调整关系公司的全部组织关系 股东会决议无效与撤销 决议...

详细>>